甚至是批评的态度:“一个口口声声宣传要搞民主选举的政党领袖居然全无一种民主平等的态度……”宋教仁对此的回应则是很平淡:“我们既然是真正民主的政党,对于别人的合理质疑理所当然是欢迎之至,更何况我们只是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说了一些大实话罢了。”
再往后,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的欢迎大会上致辞时,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得更直白:“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选举之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甚么嫌疑,讲甚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个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得以贯彻了。一个民主宪政国家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迁就之,亦不能因人的问题以法束缚之。吾人只求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产出纯粹的政党内阁,此后政治进行,先问诸法,然后问诸人。所以我拜托诸位有志于借鉴英美国会政治体制的同志,希望你们能够为这个新生的民国政治作出你们应该为之付出的贡献,我相信,只要有一套民主可行的现代化政治体制,我们中国之复兴就指日可待了。拜托诸位了,拜托了!”说到最后,宋教仁满腔激奋,还拱手向会上的国民党员频频致敬,殷切之心可鉴日月。
在每一次饱含激情的演讲和极有号召力的宣传、鼓动后,宋教仁常常会自我认为政党议会和民主宪政的日子不远了,真正的中华民国将会在这一政治体制内实现自己的腾飞,想到这里都觉得兴奋和激动不已。至于国民党内外政敌大肆渲染说他当总理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只是付诸一笑,“身正不怕影子斜”,倘若真要质疑他,他则信誓旦旦地回复:只要民主宪政体制在中华民国内能够完全实行,他会今早功成身退。
袁世凯不干了!早就在探子汇报和各大报纸上察觉到宋教仁参选入阁当总理的“野心”,他也加快脚步让北洋大员以及倾向他们的“社会名流”组建进步党来对抗国民党,很显然,袁世凯是不愿意看到一个强有力的国民党人来内阁对其执政加以掣肘。先前的总理唐绍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由于袁世凯未经内阁同意就按自己的想法安排人事关系,信奉内阁责任制度的唐绍仪不顾袁世凯的知遇旧恩毅然宣布辞职,并且还毅然决然加入当时的同盟会阵营为民主共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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