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从东京赶回来参加宋教仁的葬礼以及预备组织“二次革命”讨袁,可是他的武力解决方案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内大多数元老的响应,最先站出来反对孙中山的则是黄兴。
“民国已经成立,法律不是没有效力,对此问题应当持理性冷静的态度,用正当的方法来解决。遁初去世,我们哪一个不感到悲伤啊?要是非得组织武力,恐怕又得引起国内战乱,就算侥幸取胜,中国多半更是满目疮痍;可是如果一旦战败,以后连将法律作为武器的根基都会没有了,这样,热衷民主宪政的遁初真可谓‘死不瞑目’啊!”黄兴开始是很平和,但越说到最后越是激动,可一激动后心情立刻平复下来,他自认为是理解宋教仁的,又接下去企图说服孙中山:“现在起兵是不得人心的,人们大多都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真面目,退一万步讲,革命军裁军后又没有整备,胜算真的不大,只是以卵击石,徒增祸乱,不得人心”。
说起来也奇怪,手掌兵权的黄兴不热衷于动兵,没有掌握兵权的孙中山却在这段敏感的时期内一连嚷嚷着:“非得武力去袁不可。”对于此事,黄兴还数次当面指责孙中山“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不亲自上战场不知战争之激烈残酷。孙中山则顶风相对:“想当年我也是为发动起义、购买军火而到处筹钱,现在你说我不知柴米油盐贵?打仗!难道我孙文是那种贪生怕死的人吗?只要你能组织发动军队,我定当亲自上前线去指挥”。黄兴嗤之一笑,觉得孙中山真的有点意气用事,甚至可以说得上是幼稚便没多理会,只是说现在用兵还不合时宜。
就连于右任主笔的国民党全国性的刊物《民立报》也发表《综论大暗杀案》,写道:“国民苟以是主张到底,民意可以御甲兵,独夫何畏焉!苟法律而尚不能完全解决,则以政治解决可矣!……国会当依据约法,提出弹劾案,使袁、赵解职,由国民组织特别法庭,为公正之审判,以为此案最后之解决也。”即便是针对于袁世凯为了防备国民党人发动战争而向外国公使团签订的善后大借款,他们也认为也可以和平地解决,因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
陈其美、汪精卫、廖仲恺等铁杆“拥孙派”也不赞同出兵而赞成黄兴的法律解决之道,可孙中山坚持认为自己这次又是“曲高和寡”,不能重蹈先前让位于袁世凯的覆辙,一定要运用武力做到彻底的解决,虽然孙中山暂缓出兵,但仍是派戴季陶游说国民党大员支持出兵;而且还派人联络南方各省革命势力,自己也向南方国民党籍的都督发电令作战前动员。
对于国民党内部的纷争实在是看不下去,先前与宋教仁在两湖地区策动武昌起义的谭人凤以及国民党理事王芝祥二人干脆联络有名望的国民党人或政界名流上京,向袁世凯讨个说法来打消孙中山的用兵主张。可当谭人凤等人来北京面见袁世凯时,袁的态度先是表示理解,后又十分强硬:“得闻遁初被暗杀,我也感到十分惋惜,真是英年早逝啊!可人们说我袁某人违法,我自认为本人丝毫不违法。宋案候法庭裁决,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议决要如何便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却有黄克强盖印,黄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法,尚责我乎?”
没想到袁世凯竟会倒打一耙,谭人凤和王芝祥等人稍作商量,旋即又奔赴武昌找黎元洪商议,希望他能出面主持公道,调和两方。黎元洪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失其中正平和的本色,在他看来,贸然调和两方就好比去劝停两只正在胶着对峙中而且又怒火中烧的老虎,搞不好还会被反咬一口。
黎元洪一本正经地作出一副心有余力不足的样子叽咕道:“这个嘛,国会和司法部门自会解决,你们现在的心情我能够体谅,但是实在恕我爱莫能助。”
谭人凤听着心急:“难道黎副总统就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吗?倘若果真要用兵,你会作何举动?”可能在他问完这句话后,自己立刻就感到很后悔了。
“唉,你们忘了张振武之事了吗?这小子背着我违法购置军装、军火,我想惩办他都受到万人指责,现在对于宋先生被刺之事我又能有什么主张呢?只是万望此事能够和平解决。”黎元洪这话真是一举多得,既为自己先前的罪过辩护,又强调自己对此事无能为力并可以以中立的姿态远离这桩纷争。
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圆满周到一些,等打发完谭人凤诸人后,黎元洪还发表全国通电:
“宋遁初先生被刺一事,洪等悲伤不已,深表哀悼。至于宋先生身前推戴洪为大总统一事,真乃万分抬举,洪无德无能、无威无望,实不敢当。再者,深机默运、智深勇忱,洪不如袁项城;明测事机、襟怀恬广,洪不如孙中山;艰苦卓绝笃行实干,洪不如黄善化(黄兴为湖南善化人故有此称);可知对于总统一职实不能胜任。今唯有率江汉子弟维持南服,拥护中央。倘若少数议员垂爱个人贻误全局,在元洪为损友,在民国为罪人。”
发完这则全国通电,黎元洪深深嘘一口气,口里还念念有词:“但愿不出什么事为好。”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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