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特的一生中,我们同样能够看到,他如何在人生的孤独、自由与生命的责任这两个方向之间保持平衡。
萨特和加缪本来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并曾经共同并肩作战,但后来由于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关于萨特的人生故事,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第一个方面是他与著名的法国思想家西蒙·波伏瓦之间的感情故事。第二个方面则是萨特介入现实和政治的历程。第一个方面反映了萨特对于自由的坚持。而第二个方面则说明,萨特坚持在自由的生活之中鼓起勇气,承担应有的责任。
说起萨特与波伏娃的感情,是很多人都津津乐道的。他们俩都曾经是巴黎高师的学霸,分别以第一名和第二名的高分考入到了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在巴黎高师,萨特结识了很多日后在法国思想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西蒙·波伏娃。他们在相识之后迅速陷入恋爱,并且成为了一生的伴侣。由于萨特坚持认为人的自由最为可贵,所以他从不愿意被婚姻这样的外在形式所束缚。波伏娃也同意这一主张,因此他们两人签订了所谓的情感协议,这个协议一方面明确了他俩的情人关系,但另外一方面则允许双方各自找各自的情人,互不干涉。事实上他俩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也的确都有除对方之外的情人。这种生活方式就成为萨特坚持存在主义思想,并身体力行的重要标志。
表面上看来,萨特要比加缪更为幸福,能够不受婚姻制度的约束,从而保持了自由,然而很难说他与波伏娃的关系是幸福的。尽管协议是两人共同自愿签订的,但西蒙·波伏娃却时常忍受着煎熬,容忍着萨特一次次对他的背叛。
萨特一直在法国思想界文学艺术界享有盛誉,并且是法国知识界的重要领袖。他一生中曾经有过很多情人。更为奇葩的是,萨特坚持认为,自己必须要对西蒙波伏娃坦诚自己的情感生活。因此他经常给波伏娃写信,向她详细汇报自己与其他情人的恋爱感受和细腻的交往细节。萨特认为,这是两个自由人之间应有的真诚坦白。然而波伏娃作为一名女性,尽管认可这一契约,但却反复被萨特与其他情人之间的关系所煎熬。
也许这就是人性。人性既要求自由,又渴望忠诚和稳定。两个自由的人在将自己从婚姻关系之中解放出来的时候,获得了自由,但同时自由却让波伏娃这样的女性忍受了太多的煎熬和压抑。
萨特另外一个为人所关注的人生侧面是他对于现实政治的关怀和介入。尽管萨特写作了像存在与虚无、辩证理性批判这样非常艰深晦涩的著作,但他特别强调积极介入现实的必要性。早在 1939 年,萨特就应征入伍,还曾作为战犯被关进了集中营中生活过九个月。他在集中营之中对于孤独、焦虑和绝望的体验,构成了他日后哲学与文学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
在他从集中营被释放出来后,他迅速在巴黎组建了一些反战组织,积极投入到对法西斯的斗争之中去。到 50 年代之后,他越来越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共产党并肩作战,为追求自由与和平,做出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了进一步了解共产主义的实践,他还曾经访问过苏联和中国。
到 60 年代,巴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 5 月风暴事件。这是一个大学生组织起来反抗政府的运动,萨特的立场非常鲜明,他明确支持学生的运动。因为他认为 5 月风暴中的学生运动,不但基于个体的自由,同时这一自由在现实和政治的集体行动之中得到了体现。这非常符合他晚年的哲学思想。因此萨特的哲学与他的人生经历和政治实践是紧密不可分的。
此外他还创办了非常著名的杂志《现代》,这一杂志成为了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领地。他还经常举办举行法国知识界的聚会,传播自己的思想,发挥自己的影响,为法国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想与左翼运动的展开,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理论来源。萨特一生都从未放弃过对于现实的关注,在他晚年失明之后,依然坚持通过谈话录音的方式,保存下对现实政治和历史的看法。
说起萨特的斗争精神,最广为人知的是他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萨特因其文学创作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与加缪和其他获奖作家不同的是,萨特拒绝去领奖。在他看来,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不但使个体自由屈服于世俗的官方名誉,同时也贬低了作家。作家这一神圣的职业不可能通过评奖活动而被贴上级别标签。萨特拒绝领奖的行动,也展现了他坚持自由的抵抗立场。
讲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到,萨特非常独特的情感生活模式,以及其思想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都反映出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不仅只停留在书本里,相反它号召人们去身体力行。
回顾一下这整整 12 期的存在主义课程,我们可以发现存在主义哲学对我们的双重启迪。
一方面,存在主义哲学充满了悲观色彩。它坚持人的存在先于本质,人是一种个体的动物,他的自由与可能性高于一切,并同时伴随着孤独和焦虑的情绪。自我与他人关系的紧张又复杂,同时世界充满了荒诞、无意义和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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