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的军队在贺胜桥被国民革命军大败后,残部退入武昌城,准备做最后的努力,据守武昌,而我军在八月三十日晚上前往武昌的途中稍事休息,第二天拂晓便急行军向武昌城追击前进。三十一日黄昏,第四军和第七两军的主力便全部抵达武昌城下。李宗仁于是马上决定趁着敌军喘息未定,马上进攻,准备一举拿下武昌。
因为第四军和第七两军大都到达后,立刻下令攻城。所以参战部队马上派出战士开始向民间征木梯,准备就绪以后,攻击马上开始,一队队战士呐喊着冲向城脚,援梯而上。
但是由于武昌城城墙非常的高,而且坚实无比,墙外还有有护城壕沟,水深没顶。可是我军所征的木梯又太短,距离城墙上端还有一段距离,即使战士们爬上梯子,仍无法登城。而敌人守城部队也已经早有准备,城上灯火通明,使我军在进攻的毫无隐蔽,一接近城墙,城上机关枪、手榴弹便一时齐。我方官兵前有坚壁,后有城壕,在敌人机枪俯射之下,伤亡极大。于是我军第一次攻城无功而罢。
九月一日晚,第四军和第七两军已全部抵达城下。刘峙率领的总预备队第一军第二师也已奉命前来增援,马上就可以到达。于是,我军便重行部署,仍由李宗仁任攻城总指挥,陈可钰任副总指挥,准备作第二次攻城。
此次攻城任务的分配是:第七军胡宗铎部任中和们、保安门、望山门的攻击。右与第四军联络,左则警戒长江江面。
第四军任忠孝门、宾阳门、通湘门的攻击。左与第七军联络,右则警戒沙湖方面。
第一军刘峙师到达时,应由洪山、徐家棚向武胜门前进,并接替第四军忠孝门防地。
炮兵则占领洪山阵地,俾步兵爬城时,轰击城上守军。
攻城主要工具则责令工兵和政治部购集大批粗大的毛竹竿,每枝长约二丈,重百余斤,用两根接起,扎成一长约三、四丈的竹梯。攻城时以奋勇队先进。奋勇队以每十二人组成的小队为单位,每小队抬长梯一具。
第二次大规模攻城于九月三日晨三时开始。先由炮兵以猛烈炮火轰射城上守军,然后奋勇队携带竹梯蚁开始向上攀爬,不料城内敌人和楚望台、蛇山、龟山上所设置的敌军山、野炮和江中敌舰枪炮一时齐,火力非常猛烈。我军伤亡很大而且功效不大,再加上竹梯非常的笨重,而武昌城墙墙高水深,我攻城官兵虽奋勇异常,然而有的竹梯尚未架牢,官兵已全部牺牲。攻击一时陷入困难,但是好在我军在下游已攻占鄂城,第八军自嘉鱼渡江后,也已逼近汉口、汉阳;驻汉口的鄂军第二师师长刘佐龙还和我军暗通款曲,愿意投诚。如过这样的话是吴佩孚的军队便要开始守孤城了,,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日久必然生内变。因此,三日早上八时我军停止攻击后,便不再作硬攻的打算。
吴佩孚此时也另作固守武汉三镇的准备。派第八师师长刘玉春为守备军总可令、陈嘉谟为武汉防御总司令,二人同驻武昌城内,据城固守待援。而吴佩孚本人则坐镇汉口,调度由北南下的援军。
九月三日晚蒋介石偕白崇禧、加仑、唐生智一行抵达武昌城南的余家湾车站,马上召集紧急攻城会议。开会时制定了新的作战部署。第三次武昌攻城,仍由李宗仁任攻城司令,陈可钰任副司令。一切部署仍按第二次攻城计划实行。蒋总可令另调第一军刘峙师接替第四军在忠孝门的防务。并恳赏登上城墙的,官长二百元,士兵一百元,最先登上的部队三万元。登城的准备完毕时,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齐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五十米至百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带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
第三次攻城于九月五日凌晨三时开始。我军逼近城墙时,敌枪炮齐,较前次战斗更加猛烈。第七军奋勇队扑攻保安门,该处城墙较高,竹梯刚一架起,伤亡马上出现。
第四军在通湘门一带的遭遇也约略相同。第四军独立团一度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相继攀登,然而敌方机枪弹如雨下,登梯官兵悉被击毙,无一幸免。牺牲的惨烈,达于极点。此时军中忽然谣传刘峙师已攻入忠孝门,四、七两军闻讯大为振奋,益奋勇争先,死伤辄至整连整排,仍无入城之望。
这时蒋介石也感到硬攻无望,李宗仁随即下达命令停止攻击,各军暂退安全地区待命。
而我第八军何键、夏斗寅两师在嘉鱼渡江后,此时已迫近汉阳。九月五日,原与我军通声气的刘佐龙鄂军第二师正式声明附义,加入革命。刘佐龙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之职,从汉阳开始炮击查家墩吴佩孚的司令部。吴佩孚仓皇乘车北逃。自河南向武汉增援的吴军也被刘佐龙所挡住,在汉水中淹毙甚众,不敢渡河。刘佐龙部于九月六日占领汉阳,七日进占汉口。此时吴军悉数北撤,江面敌舰也顺流下驶,武昌之敌遂成瓮中之鳌,俯就擒只是时间问题了。
九月中旬,第七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奉命加入江西战场,由第四、第十五军和第八军一部继续封锁围困武昌。十月八日,守军第三师师长吴俊卿率部投诚。十日,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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