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里是一个寄居蟹式的男人。
害羞,斯文,讲话非常有条理,异常敏感,遇到棘手的问题通常会温和地选择回避,与我这款风风火火,迎难而上,总喜欢站在风头浪尖上对抗的野生女人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的认识很意外,是一场安静的音乐会,韦里坐在我左边的左边,当时,他正在安静地听着音乐,脸上时不时地流露出沉浸于艺术的美好,我听不懂,也不屑一顾。
中场休息的时候,韦里的朋友在向他请教着什么问题,他认真地倾听,认真地回答,虔诚地像个教父,这是我很少遇到的类型,于是,我对他产生了一点好奇。
音乐会结束的时候,我主动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他,他显然有点惊讶,但是不露声色地礼貌地点了点头,就要离开,我当场把他喊住:「喂,你叫什么?你会給我打电话吗?」
我的直接令韦里再次感到震惊,他看了看周围的人,又看了看直接的我,笑了。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开始。
我只有 23 岁,念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大学,没什么人生目标,只对恋爱有兴趣,虽然我的学业差得一蹋糊涂,我却喜欢用恋爱来证明自己的魅力。
我虚荣地搭遍了学校里几乎所有还不错的男生,「爱情」对我来说几乎是易如反掌的事情,没太大意思,我觉得我已经看透了人生。
韦里曾经尝试过改变我,让我积极一点,阳光一些,但是他失败了。
一次在美术馆的门口,韦里遇到了一个经年未见的老友,他非常礼貌地跟他客套寒暄,这时候,我走了过来,边打哈欠,边嚼口香糖,甚至很轻佻地吹了几个泡泡,韦里对他的朋友介绍说:「我的一个朋友。」
还没等韦里的老友反应,我已经将双手攀到了韦里的脖子上,然后嘻皮笑脸地说:「他在说谎,我是他的地下情人。」
韦里在老友惶恐的眼神中,尴尬地笑笑,拉着我火速离开。
我跟韦里之间从来没有交换过任何背景和历史。
韦里每月都回一趟美国,几年前,他已经成功拿到了绿卡,如果不是因为生意,恐怕他很少再回国。
每次回来,他都会给我带一些小礼物,有时侯是一只造型特别的杯子,有时侯是做工精致的记事簿,像是在犒劳作业写得不错的孩子,对于这些礼物我欣然接受。
有一次,当我们走在夕阳西下的黄昏街头,我突然问他:「跟我说说她吧?」
韦里显然吓了一跳,习惯性地,他又想往他的安全壳里钻,被我一把给抓住。
「是个什么样的女人?长发?短发?优雅?贤淑?怎么认识的?」
韦里沉默,始终沉默,一言不发。
我喋喋不休的追问,咄咄逼人的语气,显然让他无处可逃。
那是我们第一次吵架。
面对他的缄默,我愤愤然离去,本以为韦里会追上来的,可是,他原地没有动,任凭我大刀阔斧地离开,并没有要安抚的意思。
我没有面子当什么事都没发生,也没什么理由如此愤怒不已,任性让我失去任性的自由,连续多日的焦灼里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真的很介意这件事。
问题是,即使他真的有一个她,与我有什么相干呢?我不是从来没有在乎过道德和责任吗?
事实上,我的猜测并没有错。
一个星期后,韦里主动找到了我,他的神情凝重而迟疑,他几乎是用一种道歉的口吻跟我说了以下的话——
对不起,我不该隐瞒你,她是我的同学,我们在八年前一起到美国的,我住波士顿,她在西雅图。她是个很普通的女人,我们平时很少见面,过年过节会在一起。对不起。
虽然早有了防备,还是被韦里的话击溃,我很难过,真的。这个确定的消息让我无法呼吸,他如此轻描淡写着描绘着我不懂的婚姻,为什么要跟我说「对不起」?
那天我一改往常地沉默,视线一直在看着玻璃窗外流动的行人,直到咖啡凉透。我的鼻尖有点酸,可是我要保持坚强的模样,对于内心的委屈感,我不熟悉,也无法解释。
如果我不说话,韦里恐怕能陪我沉默到天荒地老,最后,我终于放弃自我,故作轻松地问:「那么,你爱我吗?」
韦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只是出神地看着两杯原封不动变凉的咖啡。
我假装潇洒地笑笑说:「明白了,你是爱我的。好了,这件事到此为止,让我们忘了它吧。」
韦里抬起头来,似乎不认识我,又似乎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很后悔戳破这层窗纸,我们的关系却已无法回到当初。
韦里开始躲着我。
我们不再有轻松有趣的关系。
圣诞节那天晚上,我一遍一遍地给韦里打电话,他推说工作忙,让我自己安排活动。
我孜孜不倦地打,说无论多忙多晚,我都会在教堂门口等他,语气有着不可商量的固执,韦里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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