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可是,自己又不能回去接,那些姑娘怎么来?
张绪贵对银花说:“小妹,我想在家乡找几个人来,我也不能回去,要是叫你会回去,你能把她们带来北京不?”
银花说:“四哥,我也只坐一次火车,啥子也不懂,我不敢回去。”
“……不知道三哥肯不肯送她们来……”张绪贵梦想着。
“三哥这个人,只是不太愿意做农活,叫他坐火车,肯定是愿意的,要不,先写信对爹说说,让爹叫他来。”
“……这样,小妹,要是让爹叫三哥来,还说我们弟妹通过爹压迫三哥。我看这样,就直接写封信给三哥,请他帮忙,来一趟也给十块钱他算是工钱。要是万一不行的话,那只有我自己回去了。”
银花嘀咕:“他拿了那么多的钱,你也没有跟爹说,你还给钱他……”
通过印刷厂出面,建筑队很快开工,装修进展很快。
美国大使馆的厨师布克林来到工地,四处一看,指指点点,这里怎么做,那里怎么做,说是要按照美国的标准建设一个兼快餐和大小排挡的综合饭店,唠叨中国的条件简陋,不时发出叹息。
张绪贵一再解释要适合中国的国情,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布克林降低标准,一切按照中西结合的方式计划装修。
在人员配置上,布克林认为,这样规模的饭店,起码要八十个员工,张绪贵仔细推算,得出以下定员:一楼大堂,收银俩人,服务员十名,清洁工五名。二楼、三楼收银员一名。二楼服务员八人,清洁工三人。三楼服务员四名,清洁工俩人。厨师张友备配备四人,洗碗五人,杂工俩人。另外,一楼和二楼、三楼需要主管,张绪贵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就准备在其中找人兼职。
这样一来,就是四十三人,比开始预计的多。
印刷厂那边,因为有限制,没有人肯来,但是,印刷厂的工人议论纷纷,说“为什么在外面招工可以加班,工资多,可以发奖金,而我们的国营厂里的工人派去反而不能了?社会主义不如私人主义了?”
邱生林被吵烦了,召开党支部开会研究。经过请示上级党委批准,同意与其他雇佣人员同工同酬,但是,只准放出十二人,说是怕影响了社会主义工厂的形象。谁进入饭店就业,需要经过厂党委批准。
消息一出,报名者踊跃。
但是,进入饭店做事,必须得到张绪贵的同意。
许多工人通过在无名饭店做事的知情向张绪贵说情,张绪贵问明情况,择优录取,最终完成十二个工人的招收工作。
为了确定档次,张绪贵决定统一着装,找袁雪梅商量,看商店里有什么合适的布料,并且就式样进行研究。
王府井大街上的国营商店里,布料种类很少,无非就是黄色的、黑色的、白色的、棕色的、蓝色的等几样,另外,还有少量红色的,基本上都是棉布,只是红色的有丝绸。种类如此少,全国都是这样,没有选择的余地。俩人商量一阵,便确定买蓝色的布料,红色的镶边,男子呢,就是黑色的裤子,白色的上衣。男帽子白色,女帽子蓝色。男鞋黄的胶鞋,女子则是白色的胶鞋。
接着,张绪贵谈到找服装厂做衣服,叫袁雪梅打听。
袁雪梅说:“我妈妈就是在服装厂工作的,我今晚回去问问。”
张绪贵眼睛一亮:“这就正好了,你妈妈做了算了,免得我去求厂长,还可以赚工钱呢。”
袁雪梅先是一惊,稍后说:“也不知道要不要问街道党委批准,再说,我家也没有缝纫机……”
“没有缝纫机这个好办,我买一台就是了,至于说到批准,我想,现在都提倡勤劳致富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再说,晚上躲在家里做,不叫别人知道,不就是了?”
袁雪梅还是忧虑:“也不知道我妈妈能不能做,再说,你为了做三四十套衣服买一台缝纫机,也划不来。”
“叫别人做,我也是要给钱的,我想,记得我在乡下的时候,一个裁缝每天做三、四件衣服,现在我们的工作服要求复杂,每天做三件衣服,就是做一个月,加上帽子等,就是一个多月,技术工,不说多了,我给五十块钱的工钱。一台缝纫机多少钱?听说是六十八块几角吧。要不这样,你回去问你妈妈,就说做好我这批服装以后,也不说给工钱,就送这台缝纫机。要是不要缝纫机,我再转手卖给别人,也是一样的。”
袁雪梅不冷不热说:“那我回家问妈妈试试看。”
次日一早,袁雪梅回来,笑说:“我妈妈同意了,还说我们胡同里没有一家买了缝纫机的,就按照张老师你说的也不算工钱,就拿缝纫机抵。”
张绪贵说:“其实呢,缝纫机在家里也没有什么用,最好呢,就给工钱。”
“不用,张老师,缝纫机也是要凭借供应证件才能买到的,我妈妈说想买都不知道到哪里买,你买了自然可以卖到新的价钱,也怕人是你倒卖呢。”
“嗯,你说的确实有道理,那就按照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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