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公允的人士,这些人好说歹说,才把武帝杀人的念头压下了。武帝是和稀泥的高手,这件事终于不了了之。
贾充却不敢把他弑君这件事告诉他妈,以至于这件事那老太太一直不知道是她儿子干的,这老太太也是一个道德观念很强的人,她每一提起这事就怒不可遏,对成济破口大骂,骂不绝口,弄得听到的人都忍不住掩口而笑,贾充好不尴尬。
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不以贾充是一个大罪人行吗?可以想见,表面的风光之下,贾充的日子其实是并不好过的,一个坏人如果不能良知尽失,偏又要从恶,他就避免不了受折磨。
可是贾充受的折磨显然还是不够,他总不能为了权势享乐便遵从良知,他从来就是为了权势享乐甘于放弃良知的。
贾充被世人所不齿,非止于弑君,《资治通鉴》里说贾充这个人“人巧谄为,朝野恶之”,意思是说他这个人机巧善于献媚,因此没有人不对他的这个品行深为厌恶。这大约不会错的,贾充的这种品性和他的弑君壮举共同构成了他的卑劣人生。
大凡贾充这类的人都有这样的本事,头脑清楚,看得清形势,知道什么人有用,什么人没有用,谁能掌握大势,谁将一败涂地,他的所有行为便围绕着他的这个正确判断展开,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要用正确判断这四个字,是因为贾充一生基本是很顺利的,几乎没有出过任何差错,从不大的时候开始从政,一路步步高升,一天比一天声名显赫,平平安安出生在自家的床上,最后又寿终正寝,安安稳稳地在自家的床上咽了气。
一个人能够判断正确,又能为了判断的结果无所不用其极,就很容易取得成功。
无所不用其极了,其成功往往是巨大的,但是也往往会舍弃了一些东西,比如说脸面,道德,等等,就容易得罪不少人,被人深恨,被人厌恶,被人瞧不起。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善于并喜欢给古人翻案的,乐此不疲,因此就有人说贾充其实是并不能这样批判的,弑君的事当然不值得说,而且贾充在历史上还做出了一些功绩,比如说,务农节用,恢复经济,并官省职,主持修订完成《晋律》等。
这部律令尤其值得一提,它将汉律令和说解七百七十三万字压缩为十二万字,这不仅在法律的编纂上是一大进步,而且也使人民多少减轻了动辄得罪,轻重无准的威胁。
说这些话的人其实是不了解晋朝,没有全面地看待贾充这个人,晋朝是一个门阀制度很严的社会,它那里的官员有“清官”和“浊官”之分,“清官”一定出自门阀世家,占据高位,不做事,而羞于做事,而“浊官”一定出自寒门,他们才是真正做实事的人。
以贾充这样的“清官”那些业绩会是他的吗?他自己不会愿意受那些劳苦,他也一定会害怕被人耻笑(晋朝的这个怪现象以后还要讲到,这种耻笑他一定是乐于避免的),他的确是一个擅长法理的人,但他实际上也只在从政初期表现过他的这种特长,《晋律》的编撰其实全部是杜预等人完成的(杜预同样出于世家,但他们几个跟贾充的认识作为完全不同),他在这里起到的作用也跟伐吴一样,只是做了一个名义上的主持者。
或者有人会说(热心翻案的人),至少贾充没有反对阻挠啊,如果他反对阻挠的话,恐怕杜预等人也做不成吧?如果这也是功绩的话,那就是吧。贾充反对得了吗?时势民心舆论难道是一无用处的吗?贪官一方面伸手,一方面要做一些事,未必都是出于自身所愿吧。
我是认为贾充没有大恶,但也是难得有值得一道的善迹的,有意思的是,贾充在魏晋的作为深为人所诟病,他自己在有生之年一意孤行,不怕便宜尽得,可是他在重病将不久于人世的时候,却也很担忧自己死后的谥号以及修史者对他的记载。他把他的这个忧虑对他的侄子贾模说了(贾充没有儿子),贾模说:“是非之事日久自见,是无法掩盖的。”这话很让贾充怅然。
贾充病死后在定谥号的时候,果然有一个博士秦秀认为贾充违反礼法,沉迷私情,开了朝廷败坏变乱的根源,要求按照谥法规定,将贾充的谥号定为“荒公”。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讽刺和鞭挞。
秦秀当然不能拿贾充弑君和媚上等例说事,他的违反礼法,沉迷私情大约指的是贾充在家事在营私结党上的一些作为。
谥号始于西周,是对死去的帝王、大臣、贵族(包括其他地位较高的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或同情的称号,按照规定,这是必须由礼官按照事实而定的,连皇帝都不得干涉,可是这个规定很少被认真执行过。司马炎当然不会听从这个建议,他将贾充的谥号更该为“武”,并给予了他最高规格的厚葬。
贾充似乎该瞑目了,但是武帝司马炎堵得了天下悠悠众口吗?
一个敢于弑君又不顾礼法,以私情为第一无所不用其极如贾充这样的人,还是不能不怕后世的评论,可见是非公道自在人心,舆论还是不可忽视,脸皮还是应该知道保全的。
一个人为了生时的荣华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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