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刚一驾崩,杨骏就迫不及待地搬入太极殿,宣布主持国政,并马上扶持太子司马衷即位于武帝灵柩之前,颁昭大赦天下,同时改武帝太熙元年为永熙元年。
一切都预示着武帝时代的过去,新的时代的开始,这似乎该是杨骏的时代了。
既然连武帝年号都立刻就改了,那就是说要跟武帝时代彻底划清界限了,以便让人明确谁才是天下的主宰。
杨骏为免夜长梦多,迫不及待地宣告天下,主持国政,但他自然不敢以为这样就可完事大吉,他扶持司马衷即位,立女儿杨芷为太后,贾南风为皇后以后,立刻就命令汝南王司马亮遵从前旨,马上出都就镇。
司马亮是不能不防的,他是武帝实际的委托人,是司马家现时最有威望最足以掀起风浪的一个长辈,他留在洛阳,就可能成为插在杨骏心上的一把利刃。
其时正是武帝大殡的时候,文武百官六宫妃嫔一律挂孝举哀,将要出行,杨骏身为辅政大臣,却不敢尽人臣之礼,跨出宫门半步,他反让上百卫士全副武装,严守在殿外,只是连番催促司马亮上道。
以此而论他也只是一个有贼心没贼胆的家伙,也没什么大能耐,只会借了皇权狐假虎威,但是他怕,司马亮更怕,他没什么大能耐,司马亮更没有,司马亮也不敢参加武帝的丧事,只有在他的大司马府外向北举哀,又请求安葬武帝之后再启程离都。
杨骏当然不肯,他越发怀疑司马亮有什么企图,吓得不行,因此就告知太后,逼迫傻皇帝,要他以司马亮要造反的罪名下诏调遣兵马加以讨伐,还亏了司空石鉴从旁劝阻,认为国有大丧,不宜以莫须有的罪名加罪皇家至亲,以致生变,这才把事情暂时压下去了。
你既要保身保位,怕人有什么异举,就该当机立断,大刀阔斧,又怎能被人一劝就止?做恶也需要有胆魄的,杨骏实在不是枭雄之才,所以后面才会轻易被人拿下,做了无头之鬼。
是什么人就该做什么事,人是一定要有自知之明的,性命攸关的大事尤其如此。
司马亮听到这个消息,更加惧怕,他慌忙问计于廷尉何勖,何勖笑道:“现在朝野之间都惟王爷之命是从,难道王爷不能讨伐别人,反而害怕别人讨伐吗?”
你是什么人?司马家的至亲长辈啊,现在这可是你的家事!你有威望,有真正的权势,在这种情况下,于公于私于理,你都是最该出头为司马家出力的人。你振臂一呼,天下也当纷纷惟你是从,如此一来,那不得人心,名不正言不顺,把持司马家国政,飞扬跋扈的外姓杨家还能有什么作为?你何至于向我问起如此可笑的问题?你何至于怕到这种地步,束手无策,连大皇帝,自己侄子的丧礼都不能参加,不敢参加?
可是何勖的话对胆小的司马亮毫无作用,他踌躇再三,竟连夜跑了,离开洛阳,跑到封地许昌去了。
司马家的人如此无用,杨骏的弟弟杨济和外甥李斌还是不能不怕,他们这些人是既想作威作福,又怕将来不测,对后事有一定明见的,他们都劝杨骏留下司马亮,但是杨骏此时当然更是不愿听从。
杨济对尚书左丞傅咸说:“家兄如果能召还大司马,让他主持朝政,自己洁身退避,门户或许还能得到幸免。”
他这是在试探别人的意见。
应当说他们这些人虽然贪恋富贵权位,但还没有大的野心,但是你杨济既然已顾虑到这点,就该先设法自保,就不该还舍不得抽身,一误再误,——这终究是出于一种侥幸心理吧。
傅咸回答杨济说:“但当召还大司马,同心秉公辅政就是了,也不必故意退避。宗室外戚本为唇齿,唇亡齿寒,现在弄成这个样子,恐怕就不是好兆头了。”
杨济又去问石崇,石崇意见跟傅咸相同,杨济于是越发恐惧,便请石崇去劝说杨骏,可杨骏正当踌躇满志之时,而且朝廷那般老臣现在已经几乎老死殆尽(连荀勖冯紞这时也死了),似乎已难有什么人再能跟他抗衡,他哪里听得进去?
杨骏却也知道自己威望功德不足,他采取的弥补方法是给手下大臣大肆升官加爵,以收买人心。以至于非常离谱。左军将军傅只说:“自古没有皇帝驾崩大臣反而加功加封的道理,这事不可!”杨骏不理。又有散骑侍郎何攀说:“你加封也可以,但是你现在所封的爵位远超开国功臣和灭吴的将帅,将来你还怎么善后?”杨骏还是不理,一意孤行。
不但如此,杨骏随后又请加自己为太傅大都督,假黄钺,总录朝政。
假黄钺就是代替皇帝行使权力的意思,这就不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傅咸看不过眼,又来规劝,他说:“这本是古制,已经很久不见实行了,现在连主上谦冲,委任你辅政,天下人都不以为是,请问你能担当此重任吗?当年周公那样的人还要因此惧怕流言,现在主上又已成年,你为什么不趁着武帝已经安葬,过渡完毕,急流勇退呢?该退就退,不要违背了天下人的意愿!”
杨骏当时就变了脸色。
傅咸出于好心,把话说得很直率,很不留情面,不由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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