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崇赶走孙秀来使,自己也知道不好,于是他就叫人请来外甥欧阳建,好友潘岳(潘安),积极准备对策。
潘岳却跟孙秀也是有仇。
孙秀在跟司马伦之前,本在潘家做事,因为这小子一肚子坏水,经常跟潘岳耍一些小聪明,因此潘岳就很厌烦他,找了机会狠狠地鞭打他了几次。
两个人的仇就是这样结下的。
孙秀做了中书令之后,潘岳担忧孙秀报复,有一次见了他故意问道:“孙令公,还记得以前的事吗?”
他的本意当然在讨好道歉,可是孙秀引用了《诗经》的一句话回答他道:“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孙秀不可一日或忘,潘岳当然更加忧惧。
司马伦在推翻贾南风政权的时候,杀了那么多人,孙秀在那时没有立时借机报复,这已经是很便宜潘岳了。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在于潘岳的威胁不足,那时候孙秀还顾不上他,还要顾忌一些影响。
潘岳既然知道他和孙秀的账早晚要算,这石崇要对付孙秀的打算他当然就极力赞成,于是他提出一个建议说:“要对付孙秀,就只有把孙秀和赵王一起收拾掉,要成就这事,目前只有积极鼓动淮南王,跟他联手。”
看来潘岳心中对这事也已经筹划很久了,不然他也不会对淮南王司马允的意图了解得这样清楚,潘岳在石崇家计议已定之后,就开始依计行事。
司马允其实并不需要潘岳鼓动,他自始自终都在准备拿下司马伦,不过潘岳的到来,却使他的筹备骤然紧急起来。
潘岳石崇不能不要求这种效果,孙秀发难之日是无可琢磨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司马伦孙秀一直就在密切关注着司马允,司马允这一急,他的行迹就尤其显得明显。
司马伦孙秀也不得不立刻采取了行动。
朝政既然掌握在司马伦孙秀手里,他们当然首先要做的就是使用权力,削弱司马允的势力。
其做法就是将司马允晋升为太尉,免去原本兼各职。
司马允原先掌管的本是宫中宿卫,这种外示优崇,实夺兵权的做法司马允焉能不知?举事就在目前,兵权被夺,司马允难道要*自己跟司马伦单挑?因此司马允就以有病在身,拒不接受。
不接受太尉之职,也不交出手中兵权,似乎他的病只可以承担中护军的职责,不能承担太尉的重任。
这用意已经无需有半点怀疑,孙秀立即派御史刘机径直去接收司马允的府中属官,并当众宣读诏书,指责司马允抗令不遵,大逆不道。
惠帝的诏书从来代表的不是自己的意志,这一点司马允虽然知道,但也只有接过诏书再做计较。那诏书到了司马允手中,司马允细看之下,忽然大怒道:“孙秀是什么人,就敢伪造诏书!”他翻身从墙上取下宝剑,就向刘机刺了过去。
原来那诏书上分明是孙秀手迹,他竟是连惠帝的墨宝都懒得讨了。
刘机却没想到司马允就敢杀他,吓得慌忙夺门而逃。
性命攸关,刘机这一逃自然是竭尽全力,司马允追赶不及,回头对手下众人道:“赵王要害我家,只有拼死一战了!”
司马允果敢有才,平时深为身边将士敬服,他此话一出,众人轰然响应。
于是一支七百人的队伍就随即开出将军府,奔向皇宫,这七百人出门就高声大呼:“赵王造反,我将讨逆,如肯从我,速即左袒!”一路疾行,一路大呼,声势惊人。
赵王司马伦为人心胸狭窄,多有不义,洛阳兵吏不服者不在少数,司马允等人一喊,许多人就随后跟了过去。
司马允这支光着左膀的队伍又喊又叫,早已惊动了许多人,尚书王舆第一个反应就是撒腿跑进王宫,关闭了宫中大门。
宫门关闭,司马允不得进入,不得已只得转攻司马伦的相府。
司马允先帅所部入宫,想必是想先把哥哥惠帝控制在手中,然后再挟天子的威势号召其他各部,宫门一关,他就放弃而去,却是不能随便攻打之故。
司马伦的相府参照当年司马懿司马昭辅魏故事,置左右长史司马及从事中郎四人,参军十人,掾属二十人,再加这些人下面的附属,其规模就相当于一个缩版的小朝廷,这样的一个“霸府”形式,如果主人是一个雄才大略而野心勃勃的人的话,是足以藏龙卧虎,成就一番大事的。
当年曹操,司马昭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把天下英才一网打尽,收为己有的,这群人物出自幕府,进而分布天下,天下也自然就成了囊中之物。
从司马伦这种安排来看,他显然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但从他后面的结果来看,他却根本算不上一个有能为的人,他基本上连曹操司马昭的一根脚趾头都跟不上,他学的也仅是一个形式而已。
以他的器量能力他也不足以聚集那么多的人才,以他的见识,他也不知道这种形式本身是不足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的,所以短视的他在一得到这种形式之后,在一消灭了司马允势力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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