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特造反对西晋的影响非常之大,这一战事将在下一卷“五胡乱华”做专章叙述,这里暂且不表。
永安二年七月,李特造反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局部里还不时有枪声大作,但是司马颙又急不可耐地要向司马乂下手了。
内讧第一,这不仅是晋朝的一个特征,这似乎也该是中国人的本性了,无一个朝代不见,只是晋朝表现得尤为突出。
其时,司马乂正以太尉之职,总督天下兵马,专权朝政,这事不仅为司马颙李含忌恨,就是司马乂的哥哥司马颖也颇为不舒服。
司马颖前面所做的那些事并不是发自内心,统统不过是一种沽名钓誉的手段,其目的就是树立威望,为野心打下基础。
现在这一切都有了,他所顾忌的司马冏也死了,他的野心就开始膨胀起来。
威望既已得到,那便是大功告成,那么以前所做的那些也就没必要再做了,司马颖很快就恢复了本性。
威望既得,又自恃有功,更使得司马颖日益骄纵跋扈。
尽管司马乂很小心,每有大事必定发函与哥哥相商,以为尊重,此时的司马颖也已经不能安于其位了,相对于权位来说,亲情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他于是也跟司马颙一样打起了司马乂的主意。
机会终于来了。
七月中旬,李特之乱稍稍平复,李含得空回首一看,更是火冒三丈。
他的仇人皇甫商前面是司马冏的红人,现在又得到了司马乂的倚重,做了司马乂的参军,而皇甫商的哥哥皇甫重则出任了秦州刺史一职,两兄弟同时得宠。
如此重用我的仇人,那就更与我不共戴天了,因此唯恐天下不乱的李含当即向司马颙献策道:“皇甫兄弟同时成为长沙王的爪牙,将来必成我们的大患,不可不除。可上一表请求升调皇甫重为内职,待他上任路过长安时,顺便捕杀了事。”
司马颙日夜所想的就是如何除去司马乂,以便得逞**,李含的话自然绝无不听的道理,他立即依计行事。
表文呈上朝廷也没有异议。
怎么会有异议?司马颙司马颖这两个人心怀异志,久已不听号令,恣意而为,朝廷巴结安抚都来不及,司马乂当然不愿在这种事情上跟他们作对,以免出事。
偏偏皇甫重不肯听令。
天下事不如意者十有**,人的愿望总是经常要粉碎在现实面前的,皇甫重的不听命令,加速了司马乂和司马颙的矛盾爆发。
弟弟和李含的过节,李含和司马颙的心中所想,皇甫重早就了然,司马颙忽然无缘无故特别奏请将他内迁,这其中的深意皇甫重一想便知。
皇甫重不甘坐以待毙,先发制人,迅即发兵攻向李含。
这战一起又不知是什么后果,司马乂慌忙传令止兵,提出和解的主张,将李含皇甫重同时内迁。
和解的结果李含很满意,他居然得了一个河南尹的美缺,大喜,乐颠颠地走马上任去了,可是皇甫重不乐意。
司马乂迫于司马颙的势力,厚赏了李含,这对皇甫重是一个打击,如此,他的危险就仍没有消除,因此他还是拒绝上任。
司马颙借机派遣金城太守游楷,陇西太守韩稚等向皇甫重合围而去。
他同时授意李含在洛阳联系侍中冯荪,中书令卞粹配合他的行动,速谋计策杀死司马乂,把战争引向了全面。
李含就是因此送了命。
皇甫兄弟都很机智,时刻防着李含,李含的一切举动无不出他们所料,因此李含刚一活动,在洛阳的皇甫商就立即把掌握的情报送到了司马乂的手上。
在这种情况下司马乂是再也无法退避忍让,做老好人了。
洛阳是他的地盘,他既已侦知李含的阴谋,怎还会让他活着?李含终于得偿所愿给司马颙起兵制造了理由,但是这个代价却是要他付出自己的小命。
不愿意也没办法,害人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害人如害己”这句话。
李含冯荪卞粹被杀以后,李含的手下诸葛玫等人害怕受到牵连,撒腿跑回到了长安,把李含被杀的消息传递了回去。
司马颙计划失败,大怒,立即派出使者飞奔邺城,约同司马颖共同起兵讨伐司马颖,拉响了八王之乱的第五次警报。
司马颖正中下怀,当即应允,他大义灭亲的精神委实可嘉。
这事在起初受到了卢志的劝阻,卢志说:“公前有大功,却谢绝权位,甘心就藩,所以物望同归,天下人交口赞美,现在怎么可以出此下策呢?现在因辅政非人,欲加整顿,却也不必带兵入宫,只需文服上朝,以理服人可也,料想长沙王未必就敢反抗呢。”
动不动就大动干戈,这是为臣之道吗?只能使国家乱上加乱。而且长沙王不同于齐王等人,不可以这么做,这就是卢志真正要说的话。
司马颖已经不是以前的司马颖了,他以前对卢志言听计从,是因为他不得不那样做,现在,情况不同了,自己已经很了不起了,因此卢志的话便也没必要句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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