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点对“待业”不满,相处时间不长,这人老成练达,从规矩定方圆,很听话。
欧阳琛没有安慰他,指着棋弈对面的椅子说:“来对个局。我这就叫人送菜酒来。”给司马曼打了一个电话,叫餐馆的送点下酒菜过来。他原想把那个网友荷花聘来做钟点工,因全材思用在竞选上去了,忘了此事,所以家里还没有雇上保姆,有时图方便总是由司马曼叫外卖。
司马曼听说家里来了客人,好生意外,在电话里说,酒和菜会先到,我后赶回来。
等司马曼回到家,进门就是酒气扑鼻,喝酒的人已是醉眼朦胧,都失了往日的面目。
她一急,俯身拿起酒瓶酒杯,要往处走。
欧阳琛赤红了眼,抢过瓶,颈口对着酒杯,有一半撒在杯子外面的桌上,说:“不行,酒……逢知已……千杯少。你这个部长……深藏不露,我今日才知道……你有……个性。继续……讲。”
司马曼抢过酒瓶,说:“我来替你们斟。你们已喝了不少,颈口不认得敞口了!”
杜文化指了自己的杯,示意司马曼斟酒,问:“我说到哪里了?”端起杯子一口喝光酒,手指夹了一粒花生丢进嘴里,说,“咱俩都是待业的,没有往日那份上下级关系。心里装了话就想往外冒。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和我是对立派的。”
这话不仅把司马曼吓了一跳,也把喝得云里雾里的欧阳琛惊醒了一半。
他说:“你是书记一派,还是市长一边。”
杜文化说:“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而是宏观大理论上的认识。”
欧阳琛舒了一口气,说:“是这样的。知无不言,言而不……”
杜文化说:“**领导我们,我们党内是相当相当统一的。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尤其是七九年召开理论务虚会议,理论分歧就大了,国外叫左派、中间派和民主派。我们党内不承认这种说法,但客观事实存在,就是事是求实。我就是支左的,你就是民主派。说,是不是?”
“是!我在你老哥面前明人不说瞎话,不搞表面统一。”欧阳琛长吁短叹,说,“我来了几个月,你底子好深,表演得好,我一直以为你是支持深化改革的。”
“那是为混口饭吃而不得已的。”杜文化几乎老泪横秋,说,“那天崔永恒的话说得好。无数革命先烈打出来的江山,你就不分姓资姓社,培育出刘中平那样新贵,现在还把政权交给他,这不是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在继续吗?!”
“你这位老同志的思想认识,怎么越来越顽固?”欧阳琛站起来,几乎是指对方的鼻子在训人,“中国的改革不是过了头,而是不全面,经济改革是跛着一条腿,政治改革连半吊子都不够。我主张,经济上彻底放开,取消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限制,取消各级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控制,而把它放在自由的、法制的基础上。政治上要大力推进民主。首先是党内民主,社会真正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合自由、结社自由。人权绝不仅仅是生存发展权,而且包括民主自由权,人怎么能吃饱肚子就算了呢?”
杜文化脸红脖子粗,站起身鼻对鼻、脸对脸的:“这全是海外民主精英的腔调,你是不是想把XXX给请出来,是不是想给‘六·四’平反?!”
欧阳琛一听到最敏感的几个词,反倒坐下来,轻蔑地:“海外精英算什么东西?他们只能博得国外人士的同情,再搞下去,就会使得人讨厌。他们那些主张和观点,都是‘六·四’前后的水准,而现在,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好了!你们还算不算**的官员?”司马曼本是想听听“酒醉心里明”的效应,见他们的话已超出了平日所说所见的范围,不得不大声地喝住了他们,说,“还想继续争论你们的观点,我立即录相下来,拿到电视台去亮亮相,让人看一看你们道貌岸然下的真正嘴脸。”
欧阳琛这才住口,几分羞涩伸出手拉了杜文化的手,说:“酒席上的话向来是说了不算数。”
杜文化说:“对,今日交个心,有不同分歧,应当保留。只是老兄我劝你一句,竞选可要锋芒保留,露了,我动员我的亲戚六眷,不会投你的票。”
欧阳琛重重握着手,说:“对对,酒席上的酒是白喝白不喝,话是不说白不说。我谢谢你的提醒。”
杜文化歪歪倒倒走到门口,扶着门框,转头又说了一句:“今日酒喝疯了,排忧,所以我送你一句疯话。不知谁说过的,人生最大的职务,不是应做远而不明白,而应当做近而清楚。可惜人的习性,多是对远而不明白的事,大耗精神,对近而清楚的事,偏不注意。这里舍近求远的毛病,耽误了许多应尽的本分,耽误了许多当前的要务。我这疯话,你要当不是疯话听的。”
司马曼点着头说:“要听的要听的。”待送走了杜文化,回到八号院再进屋时,见欧阳琛已倒在椅子睡了,她感叹说,“你当男子汉难得醉一次,但愿你醉了,此后就不再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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