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不丑不丑!多丑哉?不丑也。”于是宣策和司徒芸都在笑声里走了。
柳青灯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妈妈桑正在慢慢的结账,取下粉板,忽然说,“柳青灯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两钱呢!”
我才也觉得她的确长久没有来了。
一个喝酒的人说道,“她怎么会来?……她打肿了脸了。”
妈妈桑说,“哦!”
“她总仍旧是嘴贱。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骂到太子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骂得的么?”
“后来怎么样?”
“怎么样?先掳走,后来是绑,绑了大半夜,再打肿了脸。”
“后来呢?”
“后来打肿了脸了。”
“打肿了怎样呢?”
“怎样?……谁晓得?许是丑了。”妈妈桑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她的账。
中秋之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嫖客,我正合了眼坐着。
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
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看时却又不认得这个人。站起来仔细一望,那柳青灯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她脸上红而且肿,已经很像个猪头;穿一件粉红绸缎,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
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
妈妈桑也伸出头去,一面说,“柳青灯么?你还欠十九两钱呢!”
柳青灯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
妈妈桑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她说,“柳青灯,你又嘴贱了!”
但她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
“取笑?要是不嘴贱,怎么会打肿脸?”柳青灯低声说道,“跌倒,跌,跌……”她的眼色,很像恳求妈妈桑,不要再提。
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妈妈桑都笑了。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她从绸缎袋里摸出四两大钱,放在我手里,见她满脸红肿,原来她便顶着猪头走来的。不一会,她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顶着这猪头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柳青灯。
到了年关,妈妈桑取下粉板说,“柳青灯还欠十九两钱呢!”
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柳青灯还欠十九两钱呢!”
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她。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柳青灯的确赖账了。
一九一九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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