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有一条着名的圣训,称:“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表明了阿拉伯世界了解中国的迫切愿望。与亲历西亚的唐朝人相比,东来中国从事贸易及相关活动的大食人要多得多。直接将唐文化西去,但却是将儒家教义西传,陆路缓慢就走海路,不仅要在埃及产生影响,还要在沿途等影响到白衣大食统治地区。大唐人在白衣大食地区可是十分吃香的,这个落后民族十分渴望能了解大唐,了解中国文化。这是为何李泰敢大胆提出的缘故,李世民也欣然同意将大唐的影响力通过文化交流向西,虽然儒学在中亚、西亚、北非未必会发展得如何,但至少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尤其是大唐时期,中国领先于整个世界。要想改革国内一些不适合的文化,还得靠引进其他文化,对外交流方可。而西方很多东西都非常值得嘘唏和引进,与阿拉伯世界的交往也势在必行。而白衣大食阻挡在大唐西进的道路上,若要与拜占庭等联系,除了草原丝绸之路外,沙漠丝绸之路仅可以贸易与文化交流为主,作为借口。
在与唐朝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大食的器物也传入了中国。唐代的伊斯兰玻璃器就是突出的代表。伊斯兰玻璃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所周知,在罗马时代玻璃制造业曾达到了相当高超的水平,当欧洲进入中世纪黑暗时代之后,玻璃制造也随之衰败。阿拉伯人在7世纪占领地中海东岸地区之后,继承了罗马精湛的玻璃制造工艺,并使之发扬光大,形成了玻璃器制造史上的伊斯兰时代。近年在西安法门寺唐代地宫中出土了约20件完整的玻璃器皿,为研究伊斯兰玻璃器和唐朝与大食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而原本早在贞观十七年(643年)拜占廷国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精。与波斯、大食不同,唐朝与拜占廷距离辽远,直接交往也并不频繁,相互间的了解往往并不真切,如《旧唐书》描述拜占廷的宫殿称:“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一望可知,这种描述中有非常浓重的夸张成分,但正是这种理想化的传闻,为双方增进了解,促进交流提供了强烈而恒久的动力。
走草原丝绸之路的一个目的在于联合西突厥。在突厥人之前,丝绸之路交通主要是沿着欧亚大陆腹地的边缘地带进行的,当时的交通路线主要是将中国、印度、波斯和罗马连接起来,而通往罗马的道路则需要从波斯境内通过。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波斯人长期都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并得到了丰厚的收益。古代丝绸之路贸易的显着的特点是,这种贸易是通过“转手”的方式进行的,买方与卖方往往并不是商品的直接消费者或生产者。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贸易物品在流通过程中一次次地在大的商业集散地“转手”,然后陆续转入消费者的手中。减少中间环节不仅意味着生产者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商品,对于消费者来说,也意味着可以用较低的价格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作为中介的波斯人在东方与拜占廷帝国间的丝织品贸易中得到的利益越多,对突厥或拜占廷利益的损害就越大。对波斯人而言,尽量维持丝绸之路贸易的原有格局,是保持自己优势地位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对于罗马人和突厥人来说,当务之急则是改变丝绸之路贸易被波斯人控制的局面,以使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罗马人和突厥人共有的改变丝绸之路贸易原有状况的强烈愿望,对唐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突厥汗国是6世纪中叶由突厥人建立的游牧政权。在最兴盛的时期,突厥汗国统治了东尽大漠,西至里海,南抵波斯、印度的欧亚内陆广大地区,使许多较小的草原或森林居落,以及被荒漠隔开的相对孤立的绿洲社会都打上了深深的突厥的烙印,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各种古代文明之间久已存在的联系。正如汉、唐等朝代在世界各地对中国的称谓中所起的重大影响一样,在西方,突厥的名称甚至取代了旧有的“斯基泰人”的称呼,在许多世纪中,成了“野蛮人”的通称。反映出突厥政权在东西交往的历史上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这场亚欧大陆变动,突厥这一民族也是有必要拉近来的,不管大唐是否将之消灭,至少目前还是要通过这一民族适当得给西方施加压力。而目前的情况而言,大唐趁此机会一举消灭西突厥或削弱乃是有利的。
与西突厥汗国的斗争,贯穿于唐朝初年经营西域的整个过程之中。贞观初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去世之后,西突厥汗国分裂成了泥孰系与乙毗咄陆系两派,双方为了争夺大汗的位置,互相征战不已。唐朝最初虽然没有介入西突厥的内战,但是始终坚持以泥孰系西突厥为正统,并将势力范围向西推进到了伊吾,设立了伊州。贞观十二年(638年)之后,乙毗咄陆可汗迅速向东方推进,引起了西域东部地区局势的大变动,原来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的高昌国也倒向了乙毗咄陆可汗,转而与唐朝为敌,图谋联手攻击伊州。为了扭转不利局面,唐太宗毅然发动了对西域的战争,驱逐了乙毗咄陆系西突厥在西域东部的势力,消灭高昌国,并在高昌、北庭等地设置了西州和庭州,与伊州一起推行与内地相同的制度。唐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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