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这种不确定对上述这些人而言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人,所以,无论出现什么结果,只需要对规则进行适当的修改即可。
制定规则的人,是不需要遵守规则的。
陈思远和姚启超虽然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但他们凭借着手中的掌握的资本,可以左右规则的制定,让规则最大限度的有利于自己,不确定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但尚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王大伟和林海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命运从来就没有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甚至哪怕是在己方阵营最终获胜的情况下,都可能面临被淘汰的风险。
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和无奈。在波诡云谲的权力斗争中,永远不知道意外何时从天而降,他们可能因规则受益,也可能被规则绞杀。
放眼天下,有多少小人物拼搏了终生,最后却只是为他人做嫁衣,眼睁睁看着别人辉煌,而自己却籍籍无名。事实上,这已经算是好结局了。
在大功告成之际,被无情放弃也不在少数,所谓大局观,说穿了,就是小人物为大人物做出牺牲的过程。
生活就是这么残酷。
在这扬风波之中,任兆南是第一个殉难者,从大名鼎鼎的全省首富、明星企业家到黑老大,也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那下一个殉难者会是谁呢?
在此役中冲锋在前,风光无限的王大伟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将成为那个倒霉蛋。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才要把事情闹大,闹出人命,闹到天下皆知,闹到舆情沸腾。
他几乎做到了,通过对张晓亮的调查和释放丙哥,将矛盾的中心重新聚焦在了林海身上,同时,他暗中锁定了余红旗,只待这个冷血杀手行动,他便来个一网打尽。
也许有人会问,王大伟不过是警察而已,即便现在当上了省厅副厅长,在真正的权贵面前也不值一提,他哪里来这么大的胆量和能力呢?
如果你真这么想,那就太幼稚了。
王大伟的背后,其实是站着顾焕州的。
顾焕州对吴慎之的恨,与陆吴之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在这扬斗争中,顾焕州不愿接受任何妥协,说得具体点,他不仅想要吴慎之的权,甚至还想要他的命!
于是,顾焕州和王大伟出于不同的目的,却选择了同一个结果。有了顾焕州的默许和支持,王大伟自然如虎添翼,他挖好了陷阱,布置妥当了机关,只等余红旗一脚踩进去了。
作为利益链条的最末端,负案在逃十五年之久的余红旗,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为了一个可以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只是谁也没想到,他确实左右了局势,但却是以另外一种方式。
余红旗,64年生人,在动荡的年代中长大,从小就好勇斗狠,八十年代初期,就是当地社会上的著名狠角色了。
与扁头一样,他也属于那种反社会人格类型,对法律和国家机器有着天生的藐视和仇恨。
由于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二十几岁的余红旗就背负重案,常年漂泊在外,长期的逃亡生涯,让他对警察产生了极度的厌恶和仇视。
八十年代末,他自感在家乡很难混下去了,于是便动了南下的念头,为了在异地他乡可以生存,他决定搞一支枪。
最终,他把目标锁定了一名乡镇派出所的副所长。
在一个深夜,他埋伏在副所长下班回家的路上,趁其不备,突然发动了袭击,将人杀害后,从身上抢走了五四式手枪一把和七发子弹。
由于是异地作案,加之当年的刑侦技术手段落后,这起案件始终没有任何线索,至今仍旧是一起悬案。
身上有了硬通货,胆气自然壮了许多。很快他就登上的南下的列车,并在车厢里邂逅了怀揣梦想的陈思远。
当年的珠三角地区,是国内改革开放的窗口地区,每天都有大量的打工者涌入,治安非常比较混乱,为了加强管理,治安联防和收容所便应运而生。
这本来是件好事,可由于监督机制不健全,上述两个新生事物,最终却演变成了诸多打工者的噩梦。
那时候,只要没有暂住证,一旦被联防队员抓住,随即送往收容所强制劳动,劳动结束后往往会被遣送回原籍,据有关部门统计,仅仅东莞的樟木头收容所,就总计遣返过上百万人次。推而广之,数量真是大的惊人。
对余红旗这样的负案在逃人员来说,这简直就是灾难。联防队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几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只要发现外地人,立刻进行盘查和抓捕。
余红旗仗着敏锐的嗅觉,多次逃脱,但也有一次被堵了个正着,情急之下,他只能拔出枪来,这才将联防队员吓退。
他意识到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便连夜逃亡,偷越国境,去了香港,此后辗转东南亚各地,并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丙哥。
作为老牌情报人员,丙哥一眼便看出余红旗是个狠人,他深知这种人在关键时刻会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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