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十分紧张。
税收增幅小,开支却大幅增长。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多方出现:粮食收购财政亏损性补贴资金不到位;重点建设资金不到位,很多重点建设卡着脖子,如铁路、港口、民航等。按照往年的进度,重点建设资金上半年至少要拨付全年的4o%,而1993上半年为19.5%,差了将近一半;重点生产企业和重点出口企业缺乏流动资金。
与此同时,需要由中央财政收入中支出的硬支出,一分也不能少。在朱延山副总理宣布财政再困难也不能到银行透支之后,所以那一年,刘仲藜三次找朱延山副总理,希望他批条子向银行借钱,自然没借来。当时已经到了不借钱工资不出去的境地。
财政紧张到这种状况,引起朱延山副总理的高度重视。
那时候的他已经意识到,如果这种情况展下去,“到不了2ooo年就会垮台,这不是危言耸听“。事实上,关于分税制改革,在中央早就进行过讨论,只不过一直没有一个可行性的措施制定出来,也没有人去挑这个担子。
在唐昱的记忆之中,前世的时候,是在1993年7月的时候,朱延山副总理来到全国财政、税务工作会议,对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说过这样一番话:在现行体制下,中央财政十分困难,现在不改革,中央财政的日子过不下去了。目前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到4o%,但中央支出却占5o%多,收支明显有差额,中央只好大量债,不然维持不下去。去年,内外债务,向银行借款9oo多亿元,今年预计1ooo多亿元,中央背着大量的债务,而且越背越重,中央财政困难,而且是加剧的趋势。一般来说,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都在6o%以上。而中央支出一般占4o%,地方占6o%.但是我们正好相反,收支矛盾十分突出。这种状况是与市场经济展背道而驰的,必须调整过来。
不过这一世的情况显然有所改变,因为骗税案的生,促使朱延山副总理关于税制改革大变动的提前动,七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了具体的流程,开始了与地方上边的谈判,开始了草案的修改。
中央的财政为何穷迫到了这个地步?这一世很多人都在分析这些东西,这份税制改革的政策就是在分析的基础上制定出来的,不过很显然,前世之时唐昱在社科院里边接触到的东西被完备,到了2ooo年后,随着某些分析软件和数学建模的出现,很好的分析了那个时候的中央财政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
具体来说,8o年代以后,中国出现持续性的高经济增长。198o年—199o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率为9.5%.经济的高增长并没有带动和促进国家财力的同步增长。当时,财政部透露,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由1978年的31%,下降到1992年的14%,中央财政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已经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
为什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不断下降?为什么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是什么造成中央政府财政能力降至历史最低点,已经陷入“弱中央”的地步?就唐昱前世所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显示,这是因为当时税收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因为税收已被“包”死了,中央没有增量。
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国内的财政体制始终处于多变的、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1993年之前,在4o多年里,国内的财政体制变动了不下15次,最短的一次财政体制只维持了一年,这种频繁改变的财政体制,自然是罪魁祸之一,不过也仅仅是之一。
当时,全国的财政体制大体上分为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另外还有五五分成的分税制试点。这种状况,被形象地比喻为“一省一率”的财政体制。
老财政体制的弊病,从沪市和京城可窥见一斑。沪市实行的是定额上解加递增分成的模式。定下每年财政收入165亿元,1oo亿元归中央财政,65亿元归地方财政,每增加一亿元,中央与地方五五分成。结果,沪市实行财政包干五年,年年财政收是163亿元——165亿元之间,一点没增长。对京城采取的是收入递增包干分成模式,约定的年增长率是4%.5年之中,京城每年财政增长为4%.分税制之后才下京城隐瞒了98亿元的收入。
所谓承包是“包盈不包亏”,即使包上来的也跟不上物价上涨,物价一涨财政就又缺了一块,这些都造成了税收来源困难。同时,地方承包了以后,就有了这样一种心理:我增收一块钱,你还要拿走几毛,如果不增收不就一点都不拿了吗?于是就出现了“藏富于企业”、“藏富于地方”的现象,给企业减免产品税,造成“不增长”,然后通过非财政途径的摊派,收取费用。最后生产迅展,而间接税(产品税)收不上来。如此,中央收入被“包”死了,“包”到了中央财政困难的窘境。而地方的日子相对于中央财政要好过得多。
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财税体制应该是稳定和规范,并且更符合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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