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实在是不经头脑,贻笑大方。
因为,戴笠遇难后,不到一百天,军统就被职能调整,改成国防部保密局。
戴笠成就了军统。
失去了戴笠的军统,自然风光不再,连名称都被改了。
再说我们党的这一块。
周恩来亲自建立特科,举办了几次培训班,他本人亲自授课。
他还在白区与苏区、在上海与江西之间,创建了一个极其科学的秘密工作体系,并且专门制订了特科工作的各种原则,其中最著名的一条就是,不准不经批准在党内互相侦察。
这一条,也是我党秘密工作的生命线,它把秘密工作的领导权牢牢在更高一级的组织手中,对滥用手段的内部侦查行为坚决说不。
多少年过去了,哪怕在眼下,在二十一世纪,各级政法专政机关要对党内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动用秘密手段时,依旧遵循这一周恩来亲自制定的原则。没有上级党委的批准,不得秘密侦查。
中央特科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成效卓著,,不但受到党内同志的高度肯定,连国民党也十分佩服。
通过搜索,你可以在国民党早期引发的《特务工作理论与实践》中,发现有这样的一段评价:
这一(特科)组织,为时不到三年,竟有惊人的发展与奇异的成绩,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也不能不佩服他们的奋斗精神。
1930年前后,是情报工作最困难的时候,也是最出成绩的时候。
被国民党通缉捉拿的中央领导机关,经常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由此情报保卫工作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最核心的任务,是保证领导的安全和领导机关的正常运转。
国民党呢,则时刻利用公开的军警和秘密的特务机关,对企图赶尽杀绝。
转折,发生于1931年。
那年一月,中国在上海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这就是当党史上有名的六届四中全会,从苏联回来的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下,逆转乾坤,排除异己,书写了党史之最——从一名普通的党员,一步登天,直接进入政治局。
要知道,那次会议选出的常委只有三人,他们是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工人领袖向忠发为总书记,周恩来继续担任军委书记工作,会后不久,在共产国际的强压下,王明再次被补选为政治局常委。
4月,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前往鄂豫皖根据地,在过程途中被捕。
领导情报警卫工作的顾顺章,掌握了中央太多的机密,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了上海领导机关遭受沉重打击,党的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很快也叛变了革命。
面对这一惊天巨变,军委书记周恩来坐镇上海,打出了一系列的迷踪拳:
第一,改组特科,原有人马全部后撤至苏区,或者其他地方省市,从外地十万火急调入得力干部充实力量;
第二,紧急调来政治局委员陈云担任特科主任。
就在这样的血雨腥风下,两党秘密角逐也从未间断。
直到这一年年底,情报保卫机构进行整合,开始变脸。
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成立。担任主席。
这是在蒋介石对着昔日的盟友举起屠刀后,首次用建立政权的形式,与国民党分庭对抗。
在苏维埃组织机构里,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部门,初听上去有些搞不懂干嘛的,它的名字叫国家政治保卫局。
专门去苏联学习取经的政治局委员邓发,担任第一任局长。
这个机构很特别。
权力之大,前所未有。管首长警卫,管情报,管侦破,管一切反革命案件。
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各级地方政府、红军部队,都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派出机构和特派员,实行单一的垂直领导,其所在单位和各级指挥机关均无权改变政治保卫局的命令。
中国的工作,一向分为两大块,一为白区,一为苏区,拥有各自的情报管理体系。
而从现在开始,白区和苏区的情报保卫工作,统一集权与国家政治保卫局。
这个局,办了很多事,破了很多案件,对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起到了很大作用。
但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他们干了很多好事,却被一件坏事给坏了名誉。
那就是苏区肃反。
在左倾路线指引下,一大批查无实据的红军干部、地方干部,以涉嫌反革命的罪名被逮捕,被判刑,甚至直接被杀害。其间就有著名的红军将领段德昌、周逸群、许继慎
。。。。。。
小日本悍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得全国人民、各政党暂时停止了对抗,一致对外。
两党两军的情报保卫工作,也暂时隐入幕后。
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分成了军统、中统,的情报保卫机关统一改称社会部。
此后的高手对决,更残酷,也更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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