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马氏惊闻家中秘辛,回到院子里的时候,脑子还在嗡嗡作响。
明明是马老夫人做错了事,挖边军的墙脚,怎么如今就变成边军欠了周家三房的钱,所以周家三房如今要占边军的便宜,也是理所当然的呢?
明明是马老夫人不讲道理,要强夺儿媳周马氏的嫁产,如今却又变成周家三房媳妇理当为夫家掏银子了?
她受了三十多年的委屈,反倒是占便宜了?哪有这样的道理!
周马氏心乱如麻,这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起来,就觉得头痛欲裂。转头看丈夫周世功,脸上也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精神萎靡,正打发人往外放话,说继母病了,妻子要侍疾,家里闭门谢客,无论是外客还是亲友族人都不放进门来。
他本人还要往衙门里告假呢。
没想到被派去告假的家人回来时,带回了堂兄镇国公的口信,让他好生在家养两个月的病,将家里的事处理好了,年后再上差也不迟。倘若不能将挖人还私建玻璃作坊的事处理妥当,平息众怒,以后他都不用再往军中去了。这么爱钱,何不留在家里盘算挣钱的勾当?还做什么官呀!
周世功顿时头痛起来。没想到这事儿把长房的大堂兄给惊动了,还拿官职来威胁他。
他本是科举出仕,却因为只考了个同进士出身,在官场上总是受人鄙薄。他受不了那份气,索性辞官回家,靠着周家在西北边军的关系,在军中谋了个闲职,不过是听着体面罢了,其实没啥公务可做。可他要是连这闲职也丢了,以后再想起复就难了。他好歹也是大将军嫡长子,怎能甘心闲赋在家?还是因为犯错才丢的官?!
玻璃作坊的事,他心里与继母是同样的想法,并不觉得自家从边军的好买卖中分一杯羹,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径。可有些事,自己在心里想想没问题,却不好说出口,一说就是自己没理了。
父亲贴补军费、养活老兵、伤兵,把家底都给掏空了,可外人根本不知晓。若不是继母拿出账本给他看,他还以为自己家里依然富足呢!没想到三房的祖业只剩下个空壳子,完全靠继母拿嫁妆支撑排场。他倒是有生母留下的嫁妆,但几十年下来已消耗得七七八八,剩下些显眼的田庄房产,不好变卖,还得留着慢慢生息。
继母提议建玻璃作坊,原也是好事。如今玻璃生意利润丰厚。长安作坊出产的玻璃器打响了名声,吸引了许多来自京城、江南与蜀中的富商前来进货,可作坊出产的玻璃器根本没那么多,连肃州、甘州出产的玻璃器加上,也依然供不应求。三房若建了玻璃作坊,只要能烧出玻璃器来,直接在长安就能卖给商人们,连送货都不必操心了,是稳赚不赔的好买卖。
若是镇国公府那边实在不许,等小作坊烧出的玻璃器卖得一笔钱,能补上三房的亏空,再有些盈余能另置产业,维持家中开销,最好再有些盈余贴补一下周晋浦,那这小作坊关了也无所谓。
周世功心里,其实也知道这种事容易犯忌讳,只要家里境况还过得去,他就不想跟镇国公府闹得太僵。哪怕他觉得边军欠了自家,也不好意思公然占边军太多便宜。毕竟亡父生前做的好事,只有自家人知晓,说出去就有违亡父本意了。
不能说出亡父生前事迹,周家三房挖边军的墙脚就不占理了。钱财只是小事,他与兄弟儿孙们毕竟还要在军中混下去的,周晋浦日后想在长安过得好,也少不得族人与边军的关照……
这么想着,周世功便将镇国公周世鼎的口信告诉了继母马老夫人,道:“此番母亲受委屈了,只是大堂兄已经发了话,我们家实在不好再惹怒他。母亲就先在家里装几个月的病,等明年事过境迁了再说。儿在后院给母亲收拾出一个佛堂来,母亲每日过去念个经,祈个福,只当是散心了。儿过几天就跟大堂兄说,您已经知道错了,请他看在父亲的份上,不要再与您计较……”
马老夫人冷笑了一声:“你这是要把罪过都推到我身上了?凭什么?!这主意当初也不是我想出来的,是阿浦的想法。他跟我们说了,也是你亲自点了头,我才帮着出了主意,找地方建作坊,从边军手里挖工匠……怎么如今出了事,你与阿浦都能全身而退,反倒是我背上了罪名?!这就是你们的孝顺么?!”
周世功低声道:“母亲,儿是三房家主,若儿背负了罪名,以后三房所有人在族里就抬不起头了!而晋浦……他份量太轻,叫他出面认下罪名,又如何能服众呢?您一向疼爱儿与晋浦,想必也不忍心看到我们因为此事前程尽毁吧?您就当作是为二弟与小妹着想。若是三房受人鄙薄,他们面上也不好看……”
“他们的生母若是背负了罪名,难道他们面上就好看?!”马老夫人抬起了下巴,“休想我替你们顶罪!装几个月的病倒没什么,可我绝不认错!我本来就没有错!边军花了我们家那么多银子,我讨点利息又怎么了?!”
马老夫人强硬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她配合着装了病,却拒绝去佛堂清修,甚至不肯拨钱修佛堂。
周世功无奈之下,只得让妻子周马氏暂代家务,顺便把佛堂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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