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制定只需要张冲和六七位臣公在前殿讨论就行,但真正执行起来却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其后者比前者的难度更高,也更依赖于地方上对政策的理解,考验着这些地方吏员们的智慧和勇气。
而很显然,并不是所有地方的吏员们都有这个能力的。
来自邺城的羽檄随着驰道飞传到各郡太守手上,他们都是泰山军的老人,无论是情感还是利益都站在泰山军一边,所以坚决执行邺城的分田政策。
但具体落在各郡上,这个难度却是不同的。
这一次北伐大致占领的有冀州五郡、幽州五郡。而这些地方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比如冀州比幽州人口要繁密,而冀州西部又要比中东部要繁密。
这人地情况不同,农业生产形势就不一样。
比如在常山国、清河国地区,因为经济发达,自耕农数量就很多,这些人有足够的外部环境的安全,让他们独自以家庭为单位去耕作。
但是在幽州和冀州的中山、河间、渤海等郡县就不是这样了。这些地区因为时常受到戎狄的袭扰,无法支撑自耕农的生产,几乎都是聚族而军,以坞壁、庄园为主,土地相当集中。
这种不同的具体情况,其政策执行的难度自然就不一样的。
对于土地高度集中的地区,各郡县长只需要重点攻坚那些大豪强就行,只要没收他们的土地,再重新进行分配,工作就结束了。
但如果面对的是中小豪强,那没收的难度就要大太多了。
比如那些小豪强,一般没有什么血债,有些还是恩惠乡里的好人家,这个时候你再去没收人家田土,那些具体的执行吏员们心里也会不忍心。
以上种种,都是河北地区的复杂性。但不管如何,一场轰轰烈烈,涉及到数百万人生活和命运的分田运动正式在河北大地展开了。
……
中山国,博陵。
在邺城的羽檄送到博陵县寺之后,博陵令胡溥已经和镇将耿豪二人着手商讨了分田的具体事务。
其实这并不需要多难,因为谁都知道博陵最大的豪族是谁,它就是博陵崔氏。只要将之铲除,就能有足够的田土分给县内各穷苦。
作为首位博陵令,胡溥的忠心、能力和魄力都不缺。
首先他是泰山子弟出身,一开始上的就是随军学堂,从启蒙到受学,整个价值观都是在泰山军的影响下的,是地地道道的自家人。
其次他今年不过二十,就抚一大县,其能力自然是有数的,其人以特异成绩毕业,先后在鲁中南、河济、魏郡参与主持数地的分田事务,根本不缺庶务的经验。
再加上他正满腔热血的年纪,敢做事,能做事。
但即便如此,此时的胡溥还是有点迟疑,因为他所要铲除的博陵崔家并不简单。
这也是他来到博陵,才知道这个崔家有多难解决的。
博陵崔氏的谱牒可以追溯到太公望的时期,望的孙子采邑为崔邑,所以因封地取姓崔姓。
抛开这些传说,从县里的案牍文件可知,崔家是在前汉高祖时期就已经迁居安平了,之后就再没有迁移他处。
安平是如今博陵的前称,当年桓帝之父葬于此,唤“博陵”,然后安平县就因此改名为博陵。
此家在北地来说,和涿郡卢氏相比自然是要差一点的,但也是一等一的公族。
何为公族?就是族中曾出过三公者的家族,尔后世代簪缨。
崔氏是前汉末年左右开始发起来了的,先后三代为宦,其中一代做过四任二千石的郡守位,素以《周易》传家。
再之后,到了本朝,崔氏连续七代为宦,到了崔烈最终跃升到了三公之位,使得家族成了公族。
和那些土豪涌起而为宦的家族不同,崔氏是以清名著称,在儒林中享有非常高的名望。
主持过多年分田的胡溥很清楚,像这样的清流型豪强最难处理。
因为这些人要不真的非常穷,要不就是非常隐蔽,在乡里之间都有非常好的名声。
从一些本地县吏口中,胡溥也证实了这一点。
有一名县吏曾讲过崔氏的一位族人的故事。
说在上一代崔氏的头面人物叫崔寔,这个人当时为了补贴家用,不顾时人讥讽,操持酣酿贩鬻的营生。但这崔寔卖酒呢,又不是为了赚钱发财,每次都是取了足够用的,余下就接济乡里。以至于崔寔死后,是真的叫家徒四壁,没有余财。
如果这还只是个人名声的话,那下面诸事就是崔氏给地方上带来的德行了。
首先一个德是,崔氏兴办学舍。
作为以经学传家的清流型豪强,他们之所以能代代为官,靠的就是经学传承。
按照他们崔氏自己的说法。他们自先祖迁安平、世业农,初时衣食不继,苦心农耕,勤俭度日,始至温饱,即督子弟志学。学有成,才有了这份传承。
为此,崔氏专门设学舍,不仅授学后辈族人,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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