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次外出有遗憾,但收获还是很大的,这也是有失有得吧。最重要的是我的思想觉悟有了新的发展。首先,我不再向往大城市了,也不想在那里工作和生活了,我也许就是生活在小城里的人。其次,我现在感觉这个社会象个赌扬,全社会的人都似乎在赌博,在和自己的前途命运赌博。再次,我感觉人与社会都戴着美丽的面具,谁也不肯摘去这个面具,因而活着真累。最后,我的收获是人生最可贵最难忘的是真情,而爱情是所有情中最美丽的,为爱而受折磨,是值得的。
所以,当我一看到眼前那残酷无情的事情,就怀念和文娟曾经的爱情。就说自己办公室的事吧,本来说的都是一些别的事情,然而说着说着就变味了。我知道那个老孙的话中又开始含沙射影了,指桑骂槐了。你不能和他较真,他也没明说谁,你只能看透不能说透,回击的办法也只能是旁敲侧击。就像有些人利用玩笑捉弄人一样,因为人家是在开玩笑,那么你就不能恼。但心里又不平衡,那只有将计就计,也通过开玩笑的方法予以回击。这其中的学问可谓大矣。我和老孙的斗嘴,大都是以他的失败而告终。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无理取闹,没事找事,自讨没趣,更由于我当仁不让的智慧。当然,办公室里几位同事当中也不乏敲边鼓的,看笑话的。我的斗争策略是区别对待,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和别人斗智斗勇的较量中,我常常是后发制人。这样一来,使得本来就有嫉妒心理的个别人内心越发不平衡了。于是,以后又逐渐发展到敲竹杠,整天是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找理由和借口让人家请客。
就说这次北京之行吧,我回来后,老孙先是问这问那的。问我这次到北京都去了哪里,我说去了颐和园,长城,还去了定陵。后来老孙又问我们在北京喝的什么酒,我告诉他喝的是“红星二锅头”。于是,他便给说老想喝北京的“红星二锅头”。还问我喝完了没有,若没喝完,叫他们喝点。这不是废话吗。我于是便说:“北京的‘红星二锅头’咱县城街上就有卖的,我回来买瓶拿过来。”老孙则说:“咱县城街上的“二锅头”不真正,我想喝你们在北京喝剩下的,那真正。”如此等等。他这不是故意刁难人吗?我会从北京拿回来一瓶喝剩下的二锅头?话已说到这个份上了,已经不言而喻了。我深知这趟出差我还赔进去了二百元钱,可跟他们说又有什么用呢?他们只知道嫉妒人家,通过吃、喝、抽上沾人家的光,以寻求心理的平衡,别人的死活是漠不关心的。后来在老孙的再三软磨硬泡之下,我还是领着办公室的几位到街上一家快餐店请他们喝了一顿“二锅头”算是了事,也暂时堵住了他们的乌鸦嘴。后来一想,终于明白,这便是《红楼梦》里贾宝玉向王一贴求教治疗的“嫉妒病”患者。这种世间人人具有的心理疾病是任何药物都治疗不好的,较好一点的治疗方法就是用吃喝堵住患者的嘴,以求其心理平衡。但也只是治好一时,不定啥时患者还会犯病。
学校一些领导也同样欺软怕硬,看客下菜,令人作呕。你明明心里鄙夷,可还得笑脸相陪。如果不是为了个饭碗,谁也不会那样装孙子。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这个学校待了七个年头了。可这七年又是怎样的七年啊!艰难曲折,伤痕累累。也曾想着“鲤鱼跳龙门”。也曾幻想着远走他乡,展翅高飞,怎奈一次又一次都以失败告终。有别人的原因,也有自己的原因。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这艰难中把妻子的工作调到了县城。建起了新房,而且又获得了一扬轰轰烈烈的爱情,从而弥补了婚姻中爱情之不足,给一向忧郁的内心以慰藉。
然而,最令我心烦的还是日前跟妻子生的一扬气。文娟从北京给我家打回一个电话,说她已到北京,可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我。我把情况给她解释了一番,并祝愿她万事如意,美满幸福。然而,竟听到电话里她的啜泣声。我只得安慰她,便多说了几句。结果,在一旁的妻子就和我大吵大闹起来,说我说话温柔了,还指责我:“既然分开了,还拉扯什么?”我辩解说:“难道我就不能有个正常的朋友吗。”她说:“有什么可说的?”我说:“我同情她,不能伤害她。”妻子说:“如果你再这样,咱们就干脆离婚。我受不了!”我一听这话,也说道:“离婚就离婚!”……
就这样,我和妻子又生了一扬气,弄得一天都不愉快。于是,我就抱定这样的态度,文娟执意要怎么着,我就尽量遵从她的意见怎么着,妻子怎么办,我也悉听尊便。“宁叫人负我,我决不负人”,这句话是我的座右铭,与曹操的“宁教我负人,决不叫人负我”思想截然相反。这是我的做人原则,还是我的世故?一句话,我不愿主动去背叛别人,别人可以背叛我,那样我才会心安理得。叫文娟失望本来就内疚,我不愿连这点做朋友的义务也给丧失。所以,妻子生气是她的事,我照样与文娟保持联系,只是不主动与她联系,我也不愿做他的第三者。她要怎么样是她的事,这一点我不能再辜负她。本来有许多事情要跟她说的,怎奈也不知道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只有默默等待她的消息。
一段平静的日子过去了,没有再接到文娟的电话。她可能在电话中听到我和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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