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城河外,数万名衣着阑珊,面色疲惫,神态恐惧的帝国将士整齐的排列成了三道战线。
在他们身后,是年久失修的城墙,以及快被淤泥塞满了的护城河。
自从火炮成为战场上威力最大的武器之后,冷兵器时代的城墙以及护城河逐渐失去了防御价值。另外,上百年来,除了内战之外,帝国京城从来没有受到过外来侵略者的威胁。正是如此,帝国京城的城墙已经有几十年没有修缮了,护城河更是缺乏管理,几乎快被淤泥填为平地。
在明军将士的对面,是数万名武装到了牙齿的敌人。
来自东北的后金大军!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并不是对外战争,而是帝国的内战,是帝国占主体地位的汉族与占从属地位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内战。因为,早在太祖与太宗皇帝时期,东北地区就是帝国的领地,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就成了帝国的臣民。
可是,对大明帝国来说,这些少数民族的叛乱却对帝国构成了生死存亡的威胁。
自从明历二百五十年(公元1618年),满人叛酋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叛明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二年。
在这十二年中,帝国失去了太多的英杰,也经历了太多的失败。
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接替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的高仪病逝之后,内阁中代表各地区势力的大臣就新任内阁首辅问题产生严重分歧,“党争”由此爆发。
从长远意义上看,“党争”的结果是好的。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最原始的“党派”意识,并且出现了“共盟党”与“民业党”的前身,而这两个党派将是帝国今后最重要的两大党派。
可是,从短期效果上来看,“党争”只会削弱帝国的实力。
更严重的是,“党争”导致帝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从明历二百二十二年(公元1590年),到明历二百二十八年(公元1596年),短短六年之内,先后有二十八人出任帝国内阁首辅,其中最短的只在首辅位置上坐了十一天,最长的也不到半年。
虽然被严重削弱的皇室并没有借此生乱,但是政府频繁更迭,只会使帝国更加混乱。
可以说,这六年的时间,几乎毁掉了张居正与高仪两位首辅在十八年中创造出的所有成果。
当时,最严重的后果是,土地兼并出现了彻底失控的局面。
随着中原,江南,两广,以及四川等地区的大量耕地被资本家与开明地主大量兼并,可开发的肥沃土地越来越少,需要更多牧场,更多耕地的资本家把目光投向了帝国周边地区,以及那些还没有开发,或者没有完全开发的偏远地区。
其中,东北地区就吸引了资本家的贪婪目光。
在资本势力涌入之前,东北地区基本上处于原始的渔猎与农耕经济时代。一是东北地区气候寒冷,不太适合种植农作物。二是生活在东北地区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思想不开发,很难接受新兴的资本主义。三是交通不方便,运输成本巨大。
只是,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
从明历二百一十九年(公元1587年),广东籍资本家黄爵新在辽阳建立第一个种植园开始,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东北地区的种植园与牧场的数量激增到了三百五十二个。
随着资本经济的扩张,所产生的必然是大量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原住民。
其中,大量出现的牧场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的影响最为巨大。另外,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贪婪行径,比如通过垄断来压低物产的价格,也严重的激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矛盾。
比如,在明历二百一十年(公元1578年)的时候,一张产自东北的貂皮能够卖到一两白银,或者换取一石大米。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年)的时候,同样一张貂皮只能卖到十钱,或者换取十斤大米。
结果可想而知。
在资本家圈地的时候,少数民族居民失去了牧场,失去了猎场,失去耕地。而资本家的垄断经营,更是让少数民族居民入不敷出,甚至难以果腹。
如果当时帝国的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也许后面的矛盾就不会爆发。
毕竟,在张居正与高仪执政期间,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两人都采取了保护少数民族的政策,并且尽量缓和国内的民族矛盾。
问题是,动荡不安的帝国内阁政府根本无法约束不法商人的掠夺行为。
当然,帝国军事部门在东北地区采取的高压政策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努尔哈赤发动反叛之前,东北地区先后爆发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叛乱。这些叛乱无一例外的被镇压了下去,组织叛乱的匪首,以及参加叛乱的匪众都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甚至连其族人都受到株连。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明历二百三十九年(公元1607年)到明历二百四十九年(公元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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