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又摸出一包烟、一盒火柴,扔给了左权,自己也从面前的烟盒里摸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问道:“你心烦什么?难道一个刘志兰满足不了你,你又看上别人了?”
左权说道:“去你的,别把别人都想的和你一样。你姓刘,号老刘,工作还很忙。我可没有你那么大的本事。”
刘一民心里知道左权为什么事心烦,他有心想帮助左权解开心结。因为历史上左权在十字岭牺牲后,彭老总曾去现场仔细查看,得出的结论是左权一心求死,原因是他被污为托派分子,长期申诉,一直得不到组织答复。
刘一民抽着烟,慢悠悠地说:“有什么事情说出来,让我听听,看我能给你排解排解不能。”
左权又不吭声了,还是闷着头抽烟。
刘一民说道:“老左,看来你是看不起我老刘、没有把我当朋友啊!”
左权似乎是下了极大的决心,猛抽几口,甩掉烟头,这才说道:“我头上还戴着托派嫌疑的帽子呢!”
历史上,左权是八年抗战中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他的历史不要说象刘一民这样精研军史的人了,后世网上资料很多,一般人只要点击左权二字,什么资料都有。果然,左权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如何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和转入黄埔一期讲开了,讲了他受党委派到苏联中山大学、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接着就开始讲米夫和王明利用向忠发率团访问莫斯科的机会,恶人先告状,制造“江浙同乡会”冤案,一直讲到在苏区时,临时中央给他“八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的事。
讲到最后,左权委屈的不行,爬起来,把电灯拉着,从自己的皮包里取出了一份申诉材料,让刘一民看。
让左权想不到的是,刘一民根本就不看,拉他做到榻榻米上,又给他点上一根烟,笑嘻嘻地说道:“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呢,原来就是一个托派嫌疑么!这算什么啊?王明搞的东西都是狗屁,老子从来就不理他!不要说你没有托派嫌疑,就是有,那又有什么?难道不允许同志们改正错误么?”
左权急得直摆手:“老刘,我真的和托派没有半点关系!”
刘一民知道左权和自己不同,自己的思想都是在原来那个时代形成的,对是不是托派根本就无所谓。这个时候不同,只要你粘上托派,那就是要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是要蒙冤赴死的。左权虽然军事理论造诣高,战功大,但真要是托派的话,那也会被无情整肃的。何况左权这类人,从本质上讲纯洁的很,容得别人玷污自己的政治清白。
刘一民还是嘿嘿直笑:“老左,不是我说你,打起仗来指挥得有板有眼,怎么遇到这些政治问题就犯迷糊了呢?你写什么申诉书么,向谁申诉?你要向我学习,康生在党校组织批判我,说什么我的《论党内明煮》一文矛头针对斯大林,摆明了想用斯大林的权威来压我,要是让他得逞的话,我也成托派分子了。而且,你也知道,前一段根据地的报纸上在不点名的批判我,这是我们自己同志搞的。蒋介石那边呢,下手更毒,把我的中将师长免了,变成少尉见习排长了。把教导师的番号也撤了,命令我们撤回陕西编成地方保安部队,承担河防任务。我要是向你这样,把话闷在心里不说,任由他们欺负,然后再向组织写申诉材料,而且是一遍一遍的写,那我还打鬼子不打?你看我是怎么做的,对蒋介石,老子针锋相对,发表谈话,宣布蒋介石的命令是乱命,本人、本军概不执行。对组织批判我的康生,老子不客气,在报纸上公开批判他搞肃反扩大化、罗织罪名、制造冤假错案问题。怎么样,康生没有把老子的球给咬掉吧?对根据地报纸上的不点名批判,我同样公开还击。你看看,现在这些人偃旗息鼓了吧?就算他们重新鼓噪,我同样披挂上阵,批判他们。你象我学学,不要再写什么申诉材料,就以你的个人经历为基础,撰文批判王明,往他的要害上招呼,让全党都看看,他是什么人,干的是什么事。”
左权嗫嚅着说:“这行么?”
刘一民斩钉截铁地说:“绝对行!他们可以诬陷你,以莫须有的托派嫌疑来处分你,为什么你不能反击他们、批判他们搞肃反扩大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制造冤假错案呢?”
左权又问:“这样做,会不会违背组织原则呢?”
刘一民反问道:“你认为党员连有批判党内错误的权利都没有么?”
左权慢慢被刘一民调动起来了,说道:“对啊,他们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他们可以诬陷我,我为什么不能批判他们的错误呢?”
刘一民又点上一根烟,很舒服地抽了两口,说道:“这在党章上叫主张党员权利,同错误现象做斗争。在兵法上讲,叫化被动为主动。你想么,只要大家都勇敢地同他们作斗争,他们还敢搞残酷斗争么?听我的,不再申诉,直接批判他们。戳破他们的画皮,什么托派嫌疑,都会随风飘散。”
说完,刘一民眼光望向了窗外,自言自语地说:“不光曰本鬼子是坏蛋,国民党极右派是坏蛋,我们党内也有坏蛋。最可怕的就是我们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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