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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〇五章 还是当军阀好(二)
送走康泽后,安毅才发现长期以来自己只注意日本和各地实力军阀的动向,却从未关注过来自红军、来自苏区的情报。由于自小看红色影片长大,加上养父是个老军人,安毅对红军的高层普遍抱有好感,故此对其权力层的更替和方针政策的改变,大都抱着任其自然的态度,从未想过干涉,因为他确信主席最后肯定会脱颖而出执掌大局,自己只需顺应时局随波逐流,集中全力对付日本人就好了,故此才会出现对现在的苏区一抹黑的情况。
不过,许继慎的死给安毅敲响了警钟,他不知道还有多少熟悉的黄埔师兄弟会在这场肃反中死去,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江南集团和麾下各军会有什么影响,对于脑袋中那可怜的历史知识第一次有了怀疑,于是迅速调动工作人员搬来库存情报,对长期以来自己疏忽的地方作了一个大致的了解,用了一个下午时间才从堆积如山的档案中理清脉络,明白了苏区这场内部斗争的残酷性:
将肃反发扬广大来自于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湖南省嘉禾县人李韶九,此人曾在衡阳的中学读书,没有毕业便于一九二六年南下广东加入程潜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随军参加了北伐,并被任命为该军第五十四团一个连的指导员。二七年七月被派往江西南昌加强守备,李韶九随团驻在南昌市内匡庐中学,正好遇上了南昌起义。八月一日凌晨,五十四团被起义部队包围歼灭,李韶九也成了俘虏,随后参加起义军,随部队南下到了广东东江。起义部队溃散后,李韶九被派往江西安源进行活动,并于二八年成为中共党员。
三〇年初,李韶九被任命为红军第六军第一纵队政委;六月,他出任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八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被任命为方面军总政治部政务处处长;十一月,他又兼任了极为重要的方面军总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
三〇年五月,江西苏区开始“肃ab团运动”,方法是对有嫌疑者“拿起来审讯”,“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乃至“最残酷拷打”,然后对定性者“采取非常手段处决”。
这一年十二月七日下午,李韶九带着一个连的士兵来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他先命令“将省行委机关重重包围”,然后亲率“士兵十余人荷枪实弹,闯入行委办公室内”,将段良弼(省行委常委)、李白芳(省行委代理秘书长)、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行委常委兼军事部长)、马铭(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周冕(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等尽行捆绑禁闭,其他工作人员一概软禁。
当晚,李韶九亲自开始审问。他并不多说,也不听受审者的申辩,“只是问你们加入了ab团承认不承认,何时加入其中,组织情形如何,策略如何,负责人是谁,忠实报告出来”。那些参加中共革命多年的人自然不能承认,李韶九就命令手下对他们“致以地雷公线香火等毒刑拷打,一面榨,一面招,如受刑时还不招的便加重刑”,直打得那些“犯人”“手指折断,满身烧烂行动不得,说话不得”。
经过这样的审问,“犯人”们一个个承认了自己是ab团,并被逼供出其他的“ab团成员”。如此这般抓、审、抓,“自七号晚上起截止十二号晚上,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及政治保安队共破坏ab团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几十名。”
随着肃反的扩大,三一年四月,李韶九被任命为中共政治保卫局江西分局局长,整个江西苏区的肃反都在他的领导之下。很快,红二十军从军长、政委以下到副排长的七百多名干部,都被列为“ab团分子”加以审查;接着就是在苏区“把一切工作都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掉ab团”。这次高氵朝比前次范围更广,力度更强,审讯的手法也变本加厉,除了以前那些外,还有“捆着双手吊起,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指甲内。”一时间整个江西苏区ab团帽子满天飞,严刑逼供无以复加,以致许多地区的中共机关中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员都成了“ab团分子”。
情报中说去年七、八月间,李韶九因时任赣南特委书记陈毅抓ab团不力,有心要把他也打成ab团,多次从侧面进行威吓,以致陈毅一度颇为紧张,他年轻的妻子也因受不住压力而自杀了。
随着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大力支持,肃反运动迅速在各大苏区扩大,只要某人“可能”是 “ab团”或是“第三党”,就要被抓起来杀掉。谁要问一句“有没有证据”,就是“特务”,就是“心中有鬼”,就应该被杀掉。有几个青年男女在一起,就成了“恋爱委员会”,杀掉;说几句牢骚话,杀掉;战士的枪口沾点土,杀掉;米袋子破了,杀掉。为了节省子弹,经常是将成排的人用大刀砍死,用长矛戳死。还有的就几百人一起活埋掉。杀了抓,抓了杀,一茬又一茬。因为军情紧急,很多人被抓了后又只好放回部队作战。当军情缓下来后,又抓起来杀掉。就是这样,却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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