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伍之前,没有强烈地考学愿望;入伍后,考学愿望依然不很强烈,因为我知道自己的肚子里装了多少墨水。
虽然我肚子里的墨水不多,但是比起我那些战友,我肚子里的墨水似乎多了很多,因为我差点成为中队文书,而且中队和班里有什么文字性的东西都让我来整理,我俨然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了。
入伍第二年,班长就力劝我考学,但是,如果第二年考学的话只能考医科学院,我对学医兴趣不大,不想成为李时珍那样的大人物,更知道鲁迅先生弃医从文的经历,将来也不想持刀为病人手术,因此考学不像当班长那样对我有吸引力。不过,我知道班长也是为了我的前程着想,不能不听,于是我与楚云龙一起着手复习,别看楚云龙长得老了点,他可是纯高中毕业,而且上过高四,即使这样,大学他也没能考不上,要么我老说他是废物点心呢。
我俩认真复习一周后,指导员分别找我俩谈话,指导员告诉我说:“有一个比你早一年的兵想考学,由于名额有限,而且你只能考医学院,你今年就别考了,明年再考吧!”
我一听这话,正合我意,我欣然同意,美滋滋地回到了训练场训练去了。
楚云龙更是悲哀到了极点,他因为超龄根本不够考学资格,也恢复了训练,这又成为我茶余饭后刺激他的一大笑点。
第三年考学报名的时机,我已经进入了舞龙队为出国做准备,更是无暇顾及考学。第四年我也超龄了,永久失去了考学机会,失去了当消防警官的良机,踏上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消防兵之路。为此,我没有后悔过,因为我命中无官运吧!
既然无法成为参天大树,那我就力争做一棵小草吧,但一定要做最高、最漂亮的那一棵小草。
时间来到了2000年的年末,我又被中队挑选去新兵连带兵。因为有了一年带新兵的经验,再次来到新兵连,我的感慨少了,新鲜劲儿也没了,带兵的热情也大不如从前,但责任心还是很强烈的,因为我就是这样一种人,要么不干,要干就要干出个样子来。
新兵连的指导员依然是我新兵时的老指导员,他俨然成了新兵连指导员的“钉子户”了,他已经当了四批新兵连的指导员了,我想他应该给下面的干部机会了,不然,别人还怎么进步呢?
新兵连的生活还是那样紧张严肃又单调乏味,改变新兵的思想和作风,灌输部队的纪律和规章制度,把这些社会青年转变成标准的兵成了我们这些班长和新训干部的首要任务。
这一年的新训遇上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有一个湖北应城的新入伍战士叫顾顺,第一次分班时,分到了我班长,当天晚上我就组织他们写信向家里报平安。
一周以后,新兵连的接兵干部(实习学员)回来后,新兵连又重新分班,顾顺分到了刘强所带的五班。
再次分班三天后,顾顺开始发高烧,驻地医院检查后,要求马上转院,最后到了北京301医院,也是血液病的权威医院,经确诊为白血病。转院三天后,顾顺就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
这件事只传达了班长这一层面,当我听到这件事后,对生命的脆弱感到恐惧。活生生的一个人,不过几天就离我们远去了,尤其是我,我带过顾顺一周,对他比较了解,看着自己的战友被病魔夺去生命,我的心凉到了极点。
后来他的家人来到新兵连进行了解,尤其是对顾顺一起入伍的老乡,结果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事实也真没有打骂和体罚等方面的问题,而且顾顺比较内向,言语较少,是个比较听话的同志。
在顾顺住院期间,指导员曾非常着急地找到我问:“顾顺在你班时给家里写信了吗?”
“写了。”
“你能确定吗?”
“我能确定,肯定写了,我当天晚上组织他们新来的四个人写信,第二天早上,我亲自把信发出去的。”我毫不犹豫地说。
“好,这就没问题了。”
后来,他们家收到了顾顺生前的最后一封信,全家哭得一塌糊涂,顾顺的父母还给新兵连寄来了感谢信。
顾顺在信上说,他已安全抵达部队,部队一切都好。这封平安信的份量很重,尤其是对部队来说,对他家人也一样,这是顾顺留给家里最后的话语。这只能说顾顺由于是急病所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这一年的冬天,雪下得很大,我感受到了北国风光,看到鹅毛般的大雪在天空中自由地飞舞,我不由得想起了毛主席的词《沁园春.雪》。新兵连也在一片恐慌不安和满天飞雪中结束了。
回到中队,指导员和中队长都已调整完毕,指导员换成了我新兵连时的老排长李勇,中队长则换成了马刚。我们的老指导员荣升到支队当副科长去了,陈队长则调整到了防火岗位上。
此时,我已是战斗班的当家班长,指导员在中队开展各项工作都要依赖班长,所以,我与指导员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我新兵连时是他把我强留下来的,没想到转了一圈后,我又回到了他手下,真是缘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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