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应该有个序言。
尽管剑的实用价值和显赫军事地位,只存在于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初期,但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却从未削弱,尚剑之风发展为以“剑”代“武”,后来与侠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剑文化。
早期铸造剑比铸造其他兵器难度大,特别是铸造需经特殊工艺的宝剑更加耗时耗力,因此只有有权势的人才能获得宝剑,剑于是成为帝王君主权利威严的象征。
在十八般传统冷兵器中,剑被称作“百刃之君”、“百兵之帅”。在武行中剑多作为防身性兵器,由于携带美观,所以名士贵族多佩剑,久而久之剑被大众视作有智慧、有内涵、有身份的兵器。
在大多数武侠小说中,名门正派的大侠总是使用宝剑,以此区别于使用暗器、毒药的旁门左道;负剑行侠则意味着光明正大地快意恩仇。也只有剑的风雅气度和舞剑的表演性,最能给武侠作家提供空间去营造他们的诗意江湖。
剑修长光洁的形态颇具优雅气质,自古还受到文人的特殊青睐,不仅以剑抒怀作诗咏叹,更佩带操练。
李白终生以剑匣相伴,十五岁在峨嵋学剑,自称“我家青干剑,操割有余闻”,“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杜甫从二十岁开始挟剑浪迹天涯,表达自己“拔剑欲与龙虎斗”的气概。
经过道教的神化与文人墨客的写意化,剑已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兵器,而被赋予了正义、正气的道德伦理色彩。到了人人佩剑、家家悬剑的唐代,剑侠小说的出现让剑文化与侠文化融合一体,负剑行侠的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由于唐朝剑舞的发展把注重实战的剑术变成了带有杂耍成分的表演,所以当时小说对剑术的描写也神乎其神:《传奇》中《聂隐娘》一篇刻划三位剑侠的斗剑场景:他们能飘到空中、钻入活人腹中相斗,甚至瞬间飞行千里。这种奇幻描写在此后的武侠小说中绵延不绝,由此塑造出了无数风流剑客剑侠。
与侠的萌芽有关的,除了全民尚武、习武的社会环境外,还有当时一种独特的社会心态,那便是弥漫于全社会的经久不衰的好剑之风。
远古时期,武器的设计和制造尚处于初始阶段,正如《淮南子·汜论》所述:“古之兵,弓剑而已矣,槽矛无击,侑戟无刺。”为利于在山地丛林中奔跃和近战,那时主要使用的是短兵器。
在有限的几种短兵器中,剑轻便易使,直刺旁击都能运用自如,且构造简单,容易制造,所以为人们所普遍喜用。
夏商周三代以后,剑的实战作用逐渐被其他武器所代替,但它作为源自远古时期的尚武精神的象征物,却越来越被贵族和平氏所共同爱好。春秋时期滕国的国君就毫不掩饰他说:“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另一个小国吕国的国君“虐而好剑,苟铸剑,必试错人”,好剑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的赵惠文王也酷爱剑,在他的身边聚集起三千多名“剑士。这些人都“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难”,是些贫民,但他们和赵惠文王同样好剑,“日夜相击于前。”
在好剑之风的浸染下,社会上形成不少与剑有关的习俗。
那时,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说苑·反质》描绘身处富贵乡的经侯“友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真是不可一世。沦落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屈原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描绘了一位“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行吟泽畔、上下求索的爱国诗人形象,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说苑·善说》述楚国的王族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玉、带玉佩剑,履缟,立于流水之上”。可见佩剑还是一种册封贵族仪式上的服饰。朋友问相互赠剑,在当时体现一种相当深厚的友情。吴国贤公子季礼挂剑于知友徐国国君的墓旁,表示“吾心已许之”,一时传为美诙。
社会上的好剑之风,不但使一些善于铸剑的能工巧匠(例如吴国的干将和越国的欧冶子)以及某些著名的相剑者(例如越国的薛烛)应运而生,而且还造就了一批武艺高超的民间剑术师——即《论衡·别通》篇中特别提到的“剑伎一家”。
越女大概要算是历史上有较完整记载的最早一位民间剑客了。据《吴越春秋》记载,这位剑伎家是越国山阴南林的一位少女。她从小“生深林之中,长于无人之野”,却酷爱击剑。她的剑木是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悟出来的,独具一格。越国的相国范蠹曾聘他为军中武师。进京途中和老剑客袁公比试,她出手敏捷、变化多端,搏击中袁公飞身上树遁走。越女不但剑术高强,而且还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她向越王勾践侃侃而谈剑道,指出:“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她这套形神相应、动静互制、长于变化、出奇制胜的剑木理论为后世剑术家所师法。
除了越女,当时还有些剑伎家也相当有名。如剑术“迫则能应,感则能动”、“变无形象”、“如影如响”的老剑客鲁石公,能“驰弄七剑,迭而跃之”的宋艺人兰子、“在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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