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了甲申年十月,只到此时被弘光朝廷给予了很大希望的“北使团”才历经了两个多月的行程,由南京抵达了北京城郊。不过由于清顺治帝定于十月初一日在北京即位,使团被命暂停前进,在城郊暂住。直到十月十二日,使团才捧着弘光“御书”从正阳门入城,被清方安置于鸿胪寺居住,但是使团成员在这里遭到了严密的看管。
十三日,使团的人终于见到了清方的礼部官员,不过双方在朱由崧所书的“御书”的性质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当清朝的官员听到南明使臣是为向清方借兵破贼,又因为清方为崇祯帝发丧,特地携弘光帝的御书前来致谢的意思后。
清方的官员要求直接将书信交给他们即可。可是明方认为这是“御书”应该有使臣直接交给清方的皇帝,而不应交给礼部。
清方的官员解释说,“凡进贡文书,俱到礼部转启。”对于清方的态度,明方使臣很是不忿,声称自己所赍乃“天朝国书”,不是进贡文书。双方为此坚持不下。
第二天,清内院学士刚林等来到鸿胪寺,指责江南“突立皇帝”,用意就是不承认弘光朝廷的合法性。使臣争辩说南京所立乃神宗嫡孙,伦序应立。
双方又是争论不休,期间刚林蛮横地说:“毋多言,我们已发大兵下江南。”左懋第回敬以“江南尚大,兵马甚多,莫便小觑了”,结果双方不欢而散。
但是是最终使团赍来的弘光“国书”,清方拒绝接受。
这之后弘光朝廷和左懋第写给吴三桂的书信,拜会已经降清的原明朝的大学士冯铨、谢陛的名帖,也因吴、冯、谢三人死心塌地投*清廷,不屑一顾。
至此这次北使团的任务无一达成,而在清方看来,南明这种没有相应的武力作后盾,就妄想和谈的做法适就是在自取其辱。
而此时在军事上,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清军已经完成了对畿辅地区,以及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和接管。十月初三,清军叶臣等部攻克山西省会太原,大顺军守将陈永福突围逃走,山西大部分地区归附了清廷。
作为南明、清廷以及大顺军三方势力纠缠的河南省,这时的局势则相当混乱,此时大顺军已撤到豫西,而清军则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区域。其他地区则大抵处于军阀(如驻睢州总兵许定国)、土匪(如李际遇、刘洪起、李好)的控制之下。而弘光朝廷虽然在河南任命了总督、巡抚、巡按,但只是虚有其名,根本行使不了管辖权。
由于弘光朝廷的一味退缩,惟恐出兵山东、河南将影响北使议和。所以清廷乘机在占领区站稳了脚根。随着局势的逐步稳定,清军已经可以腾出兵力,着手对付大顺军,以及前来议和的弘光朝廷了。
就在北使团满怀希望的同清方会谈的期间,多尔衮已经做出了分兵两路征服全国的决策。
具体部署是:一路由英亲王阿济格、平西王吴三桂、智顺王尚可喜等统兵取道山西北部和内蒙古进攻陕北,得手后向南推进,摧毁以西安为中心的大顺政权;另一路由豫亲王多铎、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等率领南下,消灭弘光朝廷。
十月二十四日,北使团还身在北京的期间,清廷檄谕河南、南京、浙江、江西、湖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曰:“尔南方诸臣当明国崇祯皇帝遭流贼之难,陵阙焚毁,国破家亡,不遣一兵,不发一矢,如鼠藏穴,其罪一。及我兵进剿,流贼西奔,尔南方尚未知京师确信,又无遗诏,擅立福王,其罪二。流贼为尔大仇,不思征讨,而诸将各自拥众,扰害良民,自生反侧,以启兵端,其罪三。惟此三罪,天下所共愤,王法所不赦。用是恭承天命,爱整六师,问罪征讨。......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军前,当释其前罪,与明国诸王一体优待......。”
显然,这道檄文和努尔哈赤的那无干痛痒的“七大恨”同出一辙。在给弘光朝廷定下的三条罪名中“不救先帝”、“擅立皇帝”显然是明廷的内部事情,也可以说是朱家的家事;而各镇拥兵虐民也是汉人之间的内部矛盾,干他们满族何事,更何况被他们虐待过的汉人还少吗,这些事情对于清方来说可以用一个日本名字来总结,那就是“干你屁事”。
由此可见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呀,通过这道檄文清方完全否定了弘光朝廷的合法地位,也明确的宣布要对南明动武。
对于多尔衮分兵两路征服全国的决定,在后世是被认为完全错误的。因为这完全是清军进入中原后,并没有遭到太大的阻力,自信心极度膨胀后做出的选择。
由于弘光朝廷的内部纷争和军队的软弱,确是很难抵挡住清军的进攻。
但是清廷除了留下少数兵马驻防京师及其附近地区外,主要的兵力同时投向西面、南面两个方向,两路大军势必越走越远,呼应不灵。阿济格在准备西征时已经把宣府、大同两镇降兵尽调随征,“搜括无遗”,总兵力也只达到八万人。
而大顺军在山海关战役中是在同吴三桂部激战了两天之后才被清军主力击败的,可见大顺军的战斗力还是有的。虽然在山海关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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