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不会吧?”
“呵呵,当然不会,她只是说说。您知道,女人的说和做可以是毫不相关的两码事。再说,T300的皮肤材料是钛金属玫瑰公司的专利产品,是被监控使用的,即便是相当细微的数量,公司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割双眼皮是严重违规行为。况且做为机器人,不会允许别人在自己身上动刀子,无论是抽脂还是割双眼皮——您记得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第三定律吧:机器人有权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时代发展到今天,对机器人而言,这个定律所赋予的权利已经更多的包含了责任和义务的含义了,阿比盖尔在亲手接通每一个女机器人的电源的时候,都会说:漂亮的姑娘们,要记住保护自己,就像十九世纪的助产士说长命百岁一样。”
“这倒是。我就想不会的――你说这些我倒是想起来了一件事:前不久媒体说的那个山西机器保姆被拐卖的事情、还着重提出过那个T200机器人的机智报警,自我救助能力叫很多人都很惊讶。对了,有些社论还联系到二百年前,一些女大学生被人贩子拐卖的事情,感叹工业文明的进步和成就呢”。
“那些评议我也看到了,不过我觉得有篇文章说得很好,那些被拐卖的女大学生毕竟是个案,不能借此充分的说明什么。不过那篇文章的作者认为,很久前的教育的荒谬之处在于教育者更多的侧重于实用知识的灌输,他们是把活生生的人当成了不会思考的机器了,这种灌输方式和理念,实际上并不比对一台机器的输入更高明,也就是说,当时的所谓教育对那些即便是个案的悲剧也是应该承付责任的。我记得他们提到一种教学方式叫做填鸭式教学。。。。。。”
“哦,这倒也是。我听过当年公司的总设计师乔伊。乔比亚尼先生曾经一再主张过,要在开发智能机器人的时候强化人文和人道思想方面的开发教育――对,我记得当初很多人对他使用教育一词大肆的挖苦取笑过他。”
“是的。乔伊先生觉得一个智能机器人是应该做为人类的朋友存在的,那么她就该或者说必须具备和人类相近的社会属性,而不该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属性。他曾经在公司的会议上提出过自己对阿西莫夫三大定律的理解,认为以前的AI领域对第三条定律:机器人的自我保护权的理解是苍白而肤浅的,从技术上来说,那些前辈过分拘囿在达特茅斯会议上关于自顶而下和自底而下的两派理论之间,从社会心理而言,这可能是出于有些人类对机器固有的轻慢态度以及数百年来科技发展带给人类一种毒副作用:群体性的妄自尊大。”
我知道,安吉莉娜说的达特茅斯会议和所谓的“自顶而下”和“自底而下”的两派源起:远在1956年夏天的达特茅斯会议,一直被公认为AI学术的真正源起。出席这次会议的著名学者有信息论权威克劳德•香农(ClaudeShannon),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元老马文•明斯基(MarvinMinsky),神经网络研究的先驱人物弗兰克•罗森布拉特(FrankRosenblatt)和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Simon)以及西蒙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长期合作者艾伦•纽厄儿(AlanNewell)。这些科学精英是这个领域在二百年前的蒙昧阶段的中间力量。
在学校的教科书里是这样叙述从个会议上诞生的两派的:“。。。。。。以纽厄儿和西蒙为倡导者的第一种方法主张认知是一种高级现象,差不多能够像从一瓶生牛奶上面撇取脱脂乳一样从大脑中“撇取”。这一学派相信智能就是大脑中的符号处理。因此,要想在机器中实现相同的智能,只需简单地产生大脑所使用的符号的合适硅制代用品,并生成与大脑在头盖内用于操纵符号的规则相同的规则。这就是所谓的“自顶而下”AI的基本思想。它撇开大脑的真实有机结构,而专注于符号和用于将符号组合为更多的新符号的规则。在达特茅斯会议上,以弗兰克•罗森布拉特为首的一批学者是“自顶而下”方法的坚定反对者。他们强调大脑的真实神经结构。这种“由底向上”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说人脑的实际结构对于实现认知功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要想真正创造机器智能,应该努力在硬件上模拟人脑结构。。。。。。”
在AI领域高速发展的年代,这些历史事件已经成为了学校的常识课课本了。实际上在那个年代之前,AI曾经一度成为一种时尚、高科技的代表——这倒是很符号化的一个转变——就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IT业——在投资资本和便捷新媒体的鼓噪下,迅速的火爆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其传播速度之快、之广、之全面,远非更久远的蒸汽轮机和内燃机革命的时代可比拟了。人类的科学似乎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沾染上了娱乐病毒:曾经是头戴月桂花环、雍容华贵的科学开始披红挂绿,张灯结彩,带上马戏团的小铃铛。很多历史事件和群体社会心理总给后人一种似曾相识的熟悉:人
>>>点击查看《钛金属玫瑰战争》最新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