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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鹿鼎记 章节目录 【0678 有口难言的杨涟】(第3页/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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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

    除正史中有“循吏”、“良吏”的概念外,到元杂剧中又有了“清官”乃至民间的“青天大老爷”的称谓。

    循吏是奉公守法的官吏,说白了就是好官。

    司马迁先作《循吏列传》,后世因之,代有循吏传。

    一个真正的好官,其受百姓钦敬的程度甚至使人羡慕。

    如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任左内史时,收税看百姓的情形而决定时间的急缓,所以许多税常常拖着。有一次,军队要出征,国家急需钱粮,而倪宽由于税收得不足,法当免职。

    治下百姓一听说这个消息,惟恐失去这位好父母官,不约而同一起来交粮食。大家族用牛车拉,小家庭则挑担来,前脚接着后脚,队伍如长龙,络绎不绝。

    最后一算,收的钱粮还以倪宽最多。当官当到这个份上,真可称绝。

    一般认为循吏的政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改善人民的经济生活;二、教育;三、理讼。

    体现“和”精神。

    按照儒家传统的“先富后教”的政治模式,那么,这三者中当以改善人民经济生活最为重要,教育、理讼,细究之,是为前者服务的。

    中国重农历史尚焉。

    循吏重农行为可窥见古代国家重农政策执行的具体过程。

    从宏观上看循吏重农行为价值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循吏是国家重农政策实施的中介过程;另一方面,循吏从其自身建功立业的愿望出发,采取了以道德政治为特点的治理措施,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而这两方面,在一定意义上说,又都体现了儒家文化“和”的精神。

    在长篇《张居正》中,作家详细阐述了“循吏”与“清流”两种截然不同的做官方式,其分析透彻而精辟,令我印象深刻。

    张居正荣膺首辅之后,为开创“万历新政”,实施了“重用循吏,慎用清流”的用人方略。

    那么何为循吏?何为清流?

    循吏是指那些勇于任事、不避险阻、政绩突出、心系朝廷,但是会在做事手段以及个人品德上有些瑕疵的官员。

    清流是指那些正直忠贞、性情耿介、学问一流、道德一等,但是浮于清议、不善解决实际问题、上不能为君解忧、下不能为民谋福的官员。

    循吏与清流,正如矛和盾一样,是相对应而存在的。

    在《张居正》一书中,循吏的代表是张居正本人,清流的代表是海瑞。

    张居正在继任首辅的时候,百废待兴。政府中,冗官冗员,掌权者懈怠于政务,汲汲于钻营;国库中,空空如也,不要说维持国用,就连京官的俸禄都没了着落;地方上,广西民变,用人不当,剿匪不力,形势严峻。

    张居正继任首辅之后,运筹帷幄,选择以“整顿吏治”作为开辟新政的突破口。首先,他实行京察,裁撤那些存在贪赃枉法、结党营私、玩忽职守、怀私进邪等劣迹的京官;其次,他创立“考成法”,即各项工作任务都要专人负责、限期完成,并考核完成情况作为官员升降赏罚的依据,从而根治官场敷衍塞责、拖延政务的不良风气。

    在整顿吏治之后,张居正着手“整顿财政”,开源与节流并举,取得尤为显著的效果。首先,他通过核实成本的方式缩减皇室支出,仅核实龙袍成本价一项就节省了六十万两银子;其次,他对享有免税权的“子粒田”每亩征收三分税银,仅此一项国库每年可增加一百二十万两银子;再次,他更改了全国十大税关的管理体制,严查偷税漏税,使得每年的榷税收入翻了一番。

    正所谓“手里有钱,心中不慌”,作为大明王朝首辅的张居正也是这样。

    在国库充盈之后,他就可以放心地着手维修长城、防止边患,治理河道、杜绝水患等重大国事了。

    此外,张居正重用生性贪鄙但具有军事才能的殷正茂,彻底剿灭了广西韦银豹叛乱,维护了国家的安定。

    张居正固然是“治世之能臣”,但却因“夺情事件”,而被天下读书人所不耻。

    明太祖朱元璋定下规矩,即凡是在职官员,遇到父母去世的情况,必须要除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之“守制”。朝廷下令不批准辞官守制,或者在守制期内征召出来做官,称之“夺情”。

    张居正在担任首辅期间,遭遇父丧,他考虑到一旦去职守制,“万历新政”可能会改弦更张。

    因此,在皇帝的征召下,他同意“夺情”。

    而按照儒家正统观点,“夺情”就是不孝,不孝之人是没有资格治理国家的。

    再说海瑞,海瑞曾出任应天巡抚,治理应天,大明朝留都、苏州、常州、松江、镇江等江南富庶之地。

    凡是穷人与富人打官司,海瑞不问是非曲直,一律判处穷人胜诉、富人败诉;当穷人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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